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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伦理的开端与审美的终结

司晨《天津文学》 2020-04-07 14:47
从《柒》到《猫的故事》:
伦理的开端与审美的终结
 
  文珍是中国当代文学独树一帜的青年作家,执着探索她所提出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的精神命题。这个命题的回答必将是面向生存困境而展开的斗争过程,也终将触及深刻但也相同的哲学命题。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从“生存的三境界”来阐释这个过程,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就应从“审美的生存”迈向“伦理的生存”。文珍的小说集《柒》,及其后的小说《猫的故事》,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示了“审美者”向“伦理者”的生存转进,书写了“如何成为我自己”的精神旅程,实现了文学创作与哲学思想的一次奇遇。
 
  一、审美的绝望
 
  去年深秋,我在北京见到文珍姑娘,收到她的新著《柒》,扉页抄写了诗句——“在那危险的窄路里,我们驱使自己在那上面旅行”(穆旦《诗八首》)。即兴的题句,用来形容《柒》的阅读体验,却是如此恰如其分。七篇小说,如同七次情感旅程的历险。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很多都有着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是庸碌之辈,而是有着丰富的才华、学识、敏锐的感知力和自由的意念,不是甘于堕入物欲世界或能被轻易诱惑的人。但是,他们在寻找人生意义的道路中迷途,生存境况堪忧,充满着无望和忧虑,贯穿着阴郁和忧惧的情绪。这是一群绝望的“审美者”,是克尔凯郭尔在“生存三境界”中所阐述的“审美者”的生命形态。
 
  在这里,我从精神生存的意义来谈论生命形态,或者说生存。审美者珍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不会陷入对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的迷信,甚至能够透视出生命盘根错节的矛盾和荒谬之处。对于生活,他们有着直接的体验,并不依靠客观真理的思辨来看待生活,而是直接感知生活,以敏锐的触角和细腻的感受能力去捕捉生活带来的各种感受。但他们与生活似乎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生活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支柱和养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灵魂建立在流动的思绪之中,对外在世界极度敏感,外在世界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思绪也就随风而动,我们始终不能在他们的生命中体会到决绝的生命意志。
 
  在《柒》中,这种审美者的生命形象得到了艺术性的展示。虽然其中人物的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审美者”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命表现出的是一种不连贯、带有波动性的“情绪”:时而多愁善感,时而冷酷无情;此时风趣幽默,彼时悲伤感怀;此时激情洋溢,彼时忧郁绝望。在《开端与终结》一篇中,审美者对生命的感受达到了极致,“缠绵至死,文艺入骨”。小说人物季风觉得,“那些怜悯和软弱,才是人生”。作品人物的精神世界纵然丰富多样,但这种丰富多样只是各种各样的飘动的心情和思绪的组成,而且以“否定性”占据主导——都是不幸、厌倦、伤心、忧郁、疑惧、虚妄乃至绝望的故事。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生命在“无限的丰富多样性中分裂开”。季风“试图活得丰盛”,她也确实活得很丰盛,各种文艺审美生活装点着她的世界,但是她却“迷失在这极大的丰富多样性之中”。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看法,个体不过是在“审美”中陷入了“生命欲乐”的生存状态,即精神层面的审美“欲乐”。个体在审美的丰富多样性中沉湎和无法自拔,并作为对平淡生活的逃避。“这个个体不管多么高雅而有修养,不管多么的丰富多样,但现在,她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审美)的欲乐而生活”。[1]而最为可怕的是,也是小说所揭示的,季风和她的恋人许谅之试图在一段刻意热烈缠绵的感情中摆脱对平淡生活的厌倦,但最终却走向了绝望,甚至打算在海上结束彼此的生命。对此,克尔凯郭尔早有预言,“每一种审美的人生观都是绝望,而每一个审美地生活的人都是绝望的。为什么他们绝望,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用以建筑他们生活的基础是无常流转的……只要你是审美地生活着,那么你的生活就完全是非本质的,而你的意志也是虚弱的”。[2]
 
  二、更高的存在
 
  面对审美者走向绝望的生存困境,克尔凯郭尔呼唤,“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要求”。[3]我相信这也是文珍在《柒》之后,在内心的最深处迸发出的意念——也许她自己并未意识。善良的作者没有扔下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物,她需要为她笔下的审美者们,也为自己的写作向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进发。我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文珍新的短篇小说《猫的故事》。
 
  初读这部作品,可能不得不为《猫的故事》的平淡感到失望。作品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关于“我”的女友出于善意给别人发红包的故事:在微信群中,女友面对一个因为没有年终奖而用道德自恋式的修辞手法哭穷的男孩,发了五百块钱红包。她认为自己的善良“只是图个安心”。但问题接踵而至,女友因此被怀疑动机不纯,被对方认为别有情感上的企图。另一个则是“我”解救一只猫的故事:一只猫误入卤水店的橱窗,先后被店小二和“碎格子”围赶,最终蜷缩在柜台下的黑暗中。偶然路过的“我”试图阻止他们对猫的粗暴的驱赶。“我”担心猫的命运,也担心猫在走投无路时对人的伤害。“我”有饲养过十多年猫的经验,试图用情感来获取猫的信任,唤得它出来,最终因为“碎格子”粗暴的闯入而失败。我只好去联系动物保护组织来诱捕这只猫,防止它伤人。但到头来一场空忙,猫咬伤了店小二之后突围而去。
 
  相比《柒》,《猫的故事》叙述朴素平白,也无波澜出彩的情节。但《猫的故事》对于文珍写作的意义,不再是寻求艺术审美“丰富多样性”的突破了——它的重点是要解决精神层面问题,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去发现“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以此来挽救那些绝望的、迷失的、有着很高的精神天赋和丰盛才华且不甘平淡的审美者们。如此,我将它看作是《柒》的思想的延续和困境的突围。
 
  克尔凯郭尔面对“自负而又悲哀”的审美者,他写到“我知道,这‘去悲哀’是美丽的,并且在泪水中有着深重的东西;但是我也知道,一个人不应当像那没有希望的人那样悲哀。我无法在审美的定性下生活,我觉得,我的生活中的最神圣的东西将在这种生活中进入毁灭。我要求一种更高的表达,而‘那伦理的’给了我这种表达”。[4]正是在伦理的生命形态中,他提出了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的哲学命题。或者说,伦理的生存形态,就是一个人去成为他自己的生命形态。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成为他自己”作为生存的最高目标并付诸行动,那他就是一个伦理者。
 
  那么,该如何去理解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伦理的生存状态呢?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带着严肃而真挚的精神,以及对自我的确信,去发现属于自己生命本质的东西,通过“绝对选择”、以巨大的伦理勇气和实际行动(“去作为”),将这种本质纳入到自己的生命过程之中,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中完成自我的“内在历史”,“成为他自己”。在这里,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沿袭思辨哲学的理路,为人生设计某种“客观体系”。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所以才需要主观的确定性为人生找到意义和方向。所以,他是从行为本身的状态来谈论“伦理的”这种更高的存在,而不是从某种外在的东西——包括“善”——去定性那更高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特别地谈到了“善”,并以此为例来引导我们如何理解伦理的生存含义。在他看来,“善”本身作为一个外在的事物并不必然属于伦理的,一个人做出了善的行动也不说明他进入了“伦理的”境界。善不是重点,如何“看待”善、如何“选择”善、如何“实践”善,这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伦理的”重点。
 
  有关克尔凯郭尔如此冗长的理论叙述,对于理解《猫的故事》,理解文珍如何拯救她笔下的审美者,以及她自己如何在写作中实现一个重大的转向,有着相当的必要——因为文珍用小说创作的方式亦提出了她的有关“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的写作命题。文珍或许就是在灵魂中听见了克尔凯郭尔遥远声音的那个人。“克尔凯郭尔的呼吁是对那些人而发,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孤独的和充满关切的个体,他们并非不在乎自己的永恒使命,而是试图为自己在时间相对性的生活中追寻一种绝对的指导。他说话的对象正是这样的人,首先是间接地,然后是直接地,说服力在不断增强。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5]
 
  这样的确信,随着《猫的故事》的到来,进一步得以印证。因为,《猫的故事》就是文珍为了带领审美者走出“丰富多样性”的生存迷宫,拯救悲哀绝望的生命困境的一次写作努力,是她追求“一种更高的生存的表达形式”,如何“去成为他自己”而展开的一次“更高的写作”。在这次写作中,克尔凯郭尔的“伦理的”生存图景,不约而至地在《猫的故事》中展开了。“善”,恰恰也是她借以讲述这个更高的伦理生存的故事主题。这是一个和善有关的故事,也是一个如何在善中选择自己和完成自己的故事。
 
  三、善的困境
 
  从善的角度去展开“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解读,恐怕会令人产生一个极大的误会,那就是将“善”作为某种更高的生存形式,将“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理解为“一个人成为善的人”。或者认为,善将是拯救生命困境的工具、途径或品质。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伦理的”存在,并不在于选择的对象(比如选择“善”),而在于选择的行为方式,不是依据选择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风险、利益进行衡量计算,也不是依据所谓的客观真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承担错误的风险)做出的“最优化选择”,而是要求个体面对丰富多样性的外在世界,发现自己的生命属性,凭借自我的意志做出选择,完成自己。“我并不是在创造出我自己,我是在选择我自己。”[6]但是,这种自由的“绝对选择”也意味个体必须承担选择产生的全部责任、后果和风险(他不再有任何外部的借口为自己的选择而开脱,例如他者的恶行,大众的盲从,信仰的错误,环境的逼迫等等常见的“脱身术”)。从这个意义看,哪怕是选择善,也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时,由于“善”不能够通过“绝对选择”成为真正属己的内在人格,无法成为个体生存意志,对解决个体生命困境毫无作用,也因此可能令个体陷入更强烈的困惑中。
 
  在《柒》中,“善”是重要的主题,但没有表现出某种人性光明和道德力量,没有闪耀出丝毫救赎的光彩,对于那些迷失的审美者走出困境毫无帮助。恰恰相反,“善”成为了被反思和检讨的对象,成了将人物带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让她们对生存陷入更深层的困惑、彷徨或狼狈的境地。“善”最多只被理解为一种“自以为是的人格”,而不是“善的人格”。《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中,主人公曾今作为拥有优厚资源的学院派年轻画家,欣赏在边缘游荡的画家薛伟的才华,出于善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为这种善意和友谊光风霁月,纯粹无私。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薛伟借此制造彼此恋人的假象,成功进入她的“画圈”,丝毫不顾忌她的感受和处境,一次次给她的心里“塞进一团团狗毛”。直至最后,曾今将此归责于“善”,“她自以为是的善良和(因善而生的)优越感才是罪魁祸首”。《开端与终结》中“我”和朋友季风常常去福利院照顾残疾人,试图表现自己的善意,但每次从福利院出来,她们感受到的是更加难解的困惑。“每次从福利院出来,我和季风都会沉默良久。一些没说出口的话语在空气中酝酿:我们真的帮到她们了吗?那些和外界保持联系的东西,华而不实的衣服,大量本子、笔和书,对她们到底有没有用?”她们“一直都害怕自己并不真正有用,或者所谓的善良只是自欺欺人。渴望自主去爱,去选择。但是总更快地被他人的情绪本身打动、影响和裹挟。分不清楚同情和爱的边界。有一颗对痛苦过分敏感且消化不良的心”。
 
  这样的表述,带有审美者的显著特征——敏锐多情的灵魂建立在无常流转的外部世界和他人的情绪之上,渴望自主去爱、去选择、去完成自己而又缺乏行动的勇气。但也要看到,《柒》中的人物对善的审视,已是一个逐渐清醒的审美者对自己弱点的审视,也预示着向更高的生存境界进入的可能。
 
  这种审视在《猫的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红包的故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深入。对于女友出于善意发红包给那个男孩的行为,我“审视”发现女友“善”的背后的深层动机,并不是去选择“善”,而是选择“善”之外的其它的东西,“她希望那个小哥感激她,爱她”。我发现,我们之所以选择“善”、“爱”之类的某些行为或表示出兴趣,那是因为“有机会表现得比他人更重要、聪明、高尚、成功。为此几乎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帮助他人只是为了鹤立鸡群……渴望被爱、被肯定、被艳羡、被追随”等等。“当我们在说爱、善良、正义、崇高时,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所有人都如此固执、如此刚愎自用、如此自欺欺人。‘而我曾也要求自己当一个好人。才因此知道那善良的虚妄’”。
 
  “我”是要在这里否定善吗?当然不是。文珍在这里思考的不是“善是什么”,而是“如何选择”,即选择行为背后的生存态度。“我”发现,在这个貌似“善”的行为中,“善”却荒谬地并没有在实际行为中存在过。本应成为生命本质的“善”,却处在“选择之外”。表面上看,女友做出了善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是她在处理和他人的外在关系时做出的,“善”只处在个体与他人的各种外在关系之中,脱离了这些外在关系,善却无法独立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在这种状态下,善的存在是虚妄的,因为并没有真正选择善,它也就无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它随时可以被外在关系所左右以致变质消失。
 
  “我”从女友的故事中看出了存在于各种外在关系之中的“善”的虚妄,由此“渐渐陷入了无法可想的困顿”,这种困顿是因为“我”发现自身之外的关系的不可靠性,而我真正想借以存在的事物在这些关系中并不能存在,“我”也迷失在这些变幻多端外在的关系之中,我不知道依靠什么才能完成“我”。我们仿佛是在自己之外生活着。对此,克尔凯郭尔指出,“生活成了一场化装舞会,我们所看见的每一次对真面目的揭示都是一次欺骗,你只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如果你是什么的话,那么你也就只在这一关系中是你所是”。这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你自己是子虚乌有。”[7]“因为别人为你做出了选择,所以你失去了你自己。”[8]
 
  四、自我的回归
 
  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将自我定位为世界的中心而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否定外在的关系鼓励个体而成为“隐修者”,就此他已有充分的说明。他讲述的是,个体行为的选择应该从自我的生存意志出发,去“绝对的选择”,而不是相反——从非本质的存在如外在关系的考量出发。克尔凯郭尔强调的是对于属于“我”的某些本质属性的确认权,申明的是“我”依据我的本质属性在我所处的关系中行动的优先权,阐释的是我对于完成自我,成为自我的决定权。“他的运动是从他自己出发通过世界再回到他自己”[9],这才是伦理的生存。
 
  要达到这样的层次,首先需要具备主观条件,那就是“自我的确信”。因为伦理的生存要求自我在行动时,必须与对外在关系的客观理性计算脱离,去成为主观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是选择行动的真正出发点。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激励、能量和保险,都不再存在,意志和勇气的来源只是自我。只有我才能确认我的行为,我也必须依靠我的主观确信来理解这个世界,相信我选择的信仰——这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
 
  《猫的故事》正是沿着这条窄路行进,是一条自我与主宰审美者生存“外在关系”的分离之路。在“红包的故事”和“救猫的故事”之间,“我”以一种思想性叙事为过渡完成这次分离——一个是向内转自我确信,一个是在孤独中的自我发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珍会在小说中写入那些看似与小说故事无关的“游离之笔”。
 
  首先,“我”认识到了外在关系对于自我完成的不确定性,“我”把有关生存的重心“向内转”,转向了我自己。这种确信,是对外在关系是否能成为生存本质的怀疑和否定之后所得出的。“让我们失望的不光是责任感的损耗和无法改变一切的无力感,也许还包括爱对于爱、婚姻,和其他种种当年确信之物的无以为继。”(《开端与终结》)。相比那些无常流转的外在关系,与他者的爱、婚姻、友谊或利益,自我才是真正可以确信的更为稳固的立足之地。克服外在关系的诱惑或束缚从本质上选择自己,在信念中确信自己,在行动中实践自己——这是审美者和伦理者的根本差异。在《猫的故事》中,“我”借助“一个女作家笔下的德国女子”说出了“我”对自己的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她想。同样她亦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她这样理解命运。”“我”就此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也许那时我就应该知道——仿佛提前掌握真理——一个人只能够要求自己。”“我”开始表现出了精神的严肃和集中,表现出了精神向内——也就是向我自己的运动,尤其是思维集中在了“我自己”身上,沿着这条道路思考,终于发现了“我”对于“我”的作用。外部已无法为自我进行确证,只有“我”才能完成这个确证。但是,这种表述对于伦理的生存来说不意味着任何浪漫的诗意,这意味着个体要因此担负起全部的生存责任,承受自我选择和外在世界背离时可能遭受的质疑。“然而我却不知道过度相信自己甚至只相信自己,同样也是与全世界为敌。同样也是必败的悖谬和荒唐。”
 
  伦理者的生存风险出现了,这就是他必须将选择属己的生命本质的行为作为生存的首要任务,而不能使用自身的“计算能力”对这种“绝对选择”所面临的处境进行“风险评估”,也不允许自我的情绪被外在环境所任意左右,他必须集中所有的意志力“一条道走到黑”。这是克尔凯郭尔向伦理者提出的要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在‘想要那善的’或者‘想要那恶的’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于去选择这一属于自己的‘想要’……尽管他选择了这善的,但这选择依据的不是慎重的考虑,而是意志的洗礼。”[10]也正是因为敢于面对“必败”的结局,伦理者那种对自我信念和意志的鉴定才更加凸显,而不是审美者飘忽的情绪。
 
  在完成了自我确信之后,“我”又将思考转向了“孤独”。此时《猫的故事》中提到的《帕特森》和其中所说的社会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也不是无关之笔。它既是对“外在关系”的祛魅,也是对生存的孤独境况的承认和坦然接受。这种“孤独”的本质“就是我们的日常”,“我”接受这个日常。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伦理者“将孤独当作自我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因为接受“孤独”就是自我能够与自我独处。但是在所要通过的世界中,很多人忍受不了独处,“根本感觉不到对孤独的需要,他们就像某种群居的鸟,这种鸟一旦要片刻独处,就会马上死亡……在吃、喝、睡觉、祈祷和恋爱之前,这些人需要社会的嗡嗡声来安抚他们”[11]就如那间落进了一只猫的卤水橱窗,群居的人们“譬如苍蝇见血,橱窗边立刻聚拢了看热闹的一小群人。有人飞快拿出手机照相,更多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必将是作为自我确信的和孤独的伦理者的“我”所要面对的人群。但我们千万不要从利己主义、神秘主义、宗教隐修的角度来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他是具体的自我,这具体的自我处在与特定的外在境况、生活条件、事物秩序的活生生的交互作用中。他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性的自我,他要去发展个体的、公民的、宗教的美德。”[12]
 
  在完成有关自我确信和接受孤独的思想叙事后,“我”才能正式作为伦理者的姿态出场,《猫的故事》才能开始讲述第二个故事,讲述我如何“通过这个世界”的一个小故事。这个世界,是由群居的看热闹的人群、口口声声说着“不准打它”然后自己用铁管捅猫的“碎格子”、无辜更加无奈的卖卤水的小哥、一只濒临崩溃无路可逃的小猫等等组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此审视这个“审美丰盛”时代中流行的伪饰,借此深思“卑微的行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当然仅是对于“成为自我”的意义。
 
  五、丰富修辞与卑微朴素
 
  《柒》的艺术风格,非常符合审美者那种需要存在于过度丰富的外在关系中的生命特质,他们需要在这种丰盛中“享受生命”。《柒》必须营造出那种“过度丰富的世界”,才能展现出审美者的生命状态,为他们在丰富中迷失、悲哀、阴郁和绝望提供一个舞台。而伦理者的存在不需要这样的外部世界(虽然他们也不刻意排斥这样的世界),“卑微朴素是所有伦理事物的首要特性,对于一个从审美的过度丰富中走出来的人,这样一种特性会足够地醒目的。在这里,事情就是‘没有什么显现的,一切都依照良知。’”[13]从《柒》走出的审美者,如果他成为伦理者的话,他将理解《猫的故事》中的这种卑微朴素。在后者的故事中,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显现的,不过是“我”那单纯执着的善,不过是那一失声尖叫:“住手,不要打猫”。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述一只卑微的猫、几个卑微的人、一次卑微的自我选择和一种卑微而执着的善。
 
  但,这却是真实的故事。我所说的真实,不是情节的真实,而是故事所讲述的坚持成为自己的真实,坚持选择的“善”的真实。对于生存而言,看清自我本质和外在关系的真实,实在过于重要。个体如果将生存的根基建立在审美的丰盛而不是自我的真实上,他将无法看清世界。更讽刺的是,审美的修辞完全可以成为伪装然后欺骗生活在审美之中的审美者。就如《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中的薛伟,在给审美者曾今心中不断的“塞狗毛”后,又用审美的修辞写出令她动容的文字,甚至写出了伦理者一般信念的文字:“不是一切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倘若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而在追随梦想的道路上,少数表面的分歧其实无足挂齿。”信写得的确很动人,轻易地获取了曾今的再次信任,“她确定自己对薛伟的情感中毫无暧昧之情。但是,她也同样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珍惜这个朋友。人至察则无徒。他也许只是待人友善,并不是过分功利。”但是,当曾今不得不一再面对薛伟的实际不堪的行动时,她“终于发现薛伟是修辞学的顶级高手”,她“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早知今日。无法可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她唯有痛恨自己的软弱与愚蠢。”
 
  这是审美者的“软弱与愚蠢”,对修辞的过度迷恋和情绪的不可自控,让审美者们看不清生存的真相,找不到自己生命所属的道路也看不明他者的面目。他们不能区分才能和精神、修辞与行为的差异,而是敏感于外在关系给予自我的直接感受,内在自我的成长不断被这种直接性所打断。他们看见了星辰大海,却没有找到自己的星座坐标。这个年代充沛的不是精神,而是四溢表现的审美才能,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才艺表演都是才能的展示,而不是自我的展示,其中并不必然性地存在人格和精神,相反可以伪饰人格和精神,一如薛伟修辞和绘画的才能。审美形态的才能是生存的修辞学,而不是生存。讽刺的是,在《猫的故事》中最具审美形态的修辞,就是那个哭穷的红包小哥。只是他的修辞略逊于薛伟:
 
  孤绝站立于这城市的十字路口,才发现两手空空。想拂袖离开这并不足够了解我价值的污浊尘世,又心有不甘。
你们所有人争相把金钱送到我手中,我也依然会弃之不顾。我辈岂是蓬蒿人?
如果我是肖邦,那么亲爱的桑夫人在哪里?
 
  丰富的修辞令贫瘠的精神如此刺目!而“我”已不是曾今,已具备了伦理者的眼光,不会被这些修辞所迷惑,只觉得“一股子怀才不遇的酸气扑面而来。”在这个连房地产广告都写得如同散文诗一般优雅的年代,审美之于精神的意义,确实需要审视反思。所以,我可以理解《猫的故事》中卑微朴素,对于从《柒》的过度丰盛中走出来的审美者而言,需要这个“醒目的特征”去认识生存的真相,做一次“由奢入俭”般严肃的精神升华。需要澄清的是,从审美的到伦理的并不是修辞学的简单转变——将丰盛的修辞变为朴素的修辞——伦理的生存并不排斥审美的修辞,它只是不将后者作为生命的本质来对待,个体不是通过修辞、概念或沉思来成为自己,而是通过选择,承担现实秩序中的责任来成为自己。伦理者并不拒斥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而是能够以选择和行动来完成自我特性的确定。
 
  六、行动中“通过世界”
 
  审美者在丰富的享受中迷失,无力做出选择。伦理者在绝对选择之后立即行动。不论卑微、大小、对象、后果、阻力、他人理解或误会,不害怕差异也不害怕相同的行动,这种行动的依据仅仅是关于“我”的那个本质。就如《猫的故事》中的“我”的“善”,没有附着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我”的不带任何审美形态的卑微朴素的行动,和店小二的沟通、和“碎格子”的冲突、和警察的交流,和动物保护组织小李的合作等等,一个接着一个的行动,真切地将“善”的信念注入到了“我”的生存之中。“我”选择的“善”,成为了真正存在的“善”,也成为了“我”的生命的真实的一部分。“绝对选择”下的行动,成为了审美者与伦理者最终的分野,也成为了风采流溢的《柒》与单纯朴素的《猫的故事》的分野。
 
  我们理解了《猫的故事》为何如此执着于“行动的叙事”。这种去除了“别的什么东西”,以单纯朴素呈现的“善”,通过“我”的绝对选择而进入了“我”的存在,真正成为了“我”的人格中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绝对选择,善才依靠“我”这个伦理个体变为了这个世界中“真正的存在”,而不是理念的存在,或者和恶没有本质区别的存在,或者作为“别的什么东西”而存在。
 
  生存的真正问题已然明晰,审美者对外部关系的困惑在伦理者这里得到了解决。平淡如水的日子、重复无奇的生活、琐碎日常的人生,这些令《柒》中的审美者无比窒息、痛恨、逃避、恐惧和绝望的生活,成为了《猫的故事》中的伦理者展现自我、成为自我的场所。“伦理地生活的人,会在最微不足道生命关系中陶冶自己。他知道,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跳舞的场所。”[1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毫不起眼的“卤水橱窗”成为了我的“善”的舞蹈的场所,一次解救小猫的微小日常行为也具有成为自我的重要意义。审美者逃避的、否定的卑微日常,以一种庄重的面貌出现。“我”作为伦理者,看见了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的尊严——仅仅是之于“我”的尊严,而不是“以小见大”式叙事去成为某种普遍性的道德代言。
这无疑是平凡的年代给予平凡的人们最好的去理解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的生存的哲学,这需要更大的伦理勇气。克尔凯郭尔为此发出他的忠告,“我年轻的朋友,要严肃认真地不想在差异之中而是想在普通之中拥有自己的生活,这属于非常巨大的伦理勇气。”[15]“我”作为一个平凡的舞者,在简陋生活的舞台上,在穿梭往来漠不关心的人群中,面对绝不会奉献一丝掌声的观众面前,努力跳出了自己一段关于“善”的舞蹈。虽然没有真正解救小猫,莽撞的卤水小哥还是被咬伤,但“我”找回了在“红包的故事”中迷失的“善”,因为故事中只有“善”。作者在故事中解释了真实的“善”和“现实中普通的东西”。“我”是在用“善”努力和这个世界去“和谐共鸣”——是发出“我”的声音的共鸣。在卤水小哥被咬伤后的三天,“我去市场买了一个很大的台湾凤梨切成小块装进塑料袋,又去那家店附近。……只见小哥的右手用白纱布厚厚的包裹了几层。趁他转身去院子的当儿,我把那盒凤梨从那个方形的小孔塞进去。据说台湾凤梨比一般的菠萝要甜得多,也贵得多,希望小哥不要以为是什么人的恶作剧转头扔掉。我终究没好意思给钱,而只是单纯地希望小哥知道,初来北京城的他和流浪猫一样值得他人关爱。”
 
  七、开端与终结
 
  这种单纯的善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作者直至小说的最后依然坚持了她的原则。故事将近结尾,“我”故地重游,发现一场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之后,卤水店、小哥、猫等等,“在几天内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些店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相信“我”曾经的“舞蹈”,更是无人知晓。“至此,一切似乎划上了一个真正的句号。”
 
  难道“我”心有不甘,还想在这里为曾有过的“善”去追寻一丝痕迹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还没有真正成为伦理者,就如“我”之所以不敢给卤水小哥送钱,“我”其实还属于这样的人,“他们真正在他们的内在心灵中是善的恶,但是却没有勇气去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看起来就好像他们因此就会落进各种过于平庸的定性。”[16]实际上,“我”就是由于害怕“落进过于平庸的定性”,没有给小哥送钱,也不敢当面交给他台湾凤梨,“我”潜在地不愿直面“那故事的糟糕结局,但它肯定是伦理的”。作者意识到了“我”所存在的这个风险。同时,“我”心中似乎还出现了对与“那善的”相对立的“那恶的”某种批判的冲动,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和顺理成章,这是一次必须把握的“升华故事”的机会。克尔凯郭尔警告道,“永远不要在审美的范畴中解读‘那恶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程度的伦理严肃。这样的一种对‘那恶的’的审美的观察(以激扬的美德说教来反对‘那恶的’),它狡猾地潜进每一个人,并且,时代所拥有的那种有着压倒优势的审美教育对此所做的贡献也不少。”[17]
 
  文珍阻止了“我”在最后可能向审美者的倒退,她这样为《猫的故事》划上了真正的句号:“我站在路边发了整整五分钟呆,接着,去还没有拆掉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买了一个台湾凤梨。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并没有想象中的甜。”这个结局似乎充满着无奈。但文珍守住了自己的诺言,没有用作者的特权去篡改善的“单纯”,和“我”要去成为的那个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她想。同样她亦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她这样理解命运。”如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善,同样善亦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也许文珍正是这样理解写作、理解自己、理解善。
 
  在这个冗长繁杂的评论结尾,我借用《柒•开端与终结》中的诗句来概括从《柒》到《猫的故事》——所有的美/都需要一个终结。一个终结,意味着一个开端。审美的终结了,伦理的开始了。
 
  当然,这只是文珍自己的故事。
 
  注释:

  [1]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那“审美的”和“那伦理的”两者在人格修养中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p235
  [2]同上,p244
  [3]同上,p244
  [4]同上,p290
  [5]苏珊•安德森[美]:《克尔凯郭尔》,中华书局,2009年版,p26
  [6]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那“审美的”和“那伦理的”两者在人格修养中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p267
  [7]同上,p209
  [8]同上,p214
  [9]同上,p329
  [10]同上,p279
  [11]苏珊•安德森[美]:《克尔凯郭尔》,中华书局,2009年版,p77
  [12]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那“审美的”和“那伦理的”两者在人格修养中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p317
  [13]同上,p271
  [14]同上,p306
  [15]同上,p280
  [16]同上,p279
  [17]同上,p279
 
  来源:《天津文学》 
  作者:司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407/c404030-316638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