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这个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提早地过到下一年。九月下旬，我们就开始筹划明年的事，十月下旬就开始编明年第一期的稿子。
九月、十月实在是太忙。建国六十周年、《人民文学》创刊六十周年等一系列的活动，要准备，要执行。还有北京的、外地的各种会议，要主持，要发言，要耐心地听。但心里一直惦记的是明年刊物的事。
关于明年的刊物，社委会开了几个会，全体编职员工开了大会，大家集思广益；首先是自信，《人民文学》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在文学界及文学期刊中有着扎实的基础和较好荣誉，其次是要求发展，发展是对前辈们的回报也是对文学、对读者负责。有一种说法：人民文学史，就是当代文学史。2010年的《人民文学》编辑方针、方向不会变，一定要坚持把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抓到手；要大胆地把有锐气、有潜质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推出来。这也是《人民文学》几代人的办刊宗旨。
重要变化就是明年我们增加两个印张，扩到208页，不涨价。这样办刊的费用就增大了，好在我们明年的订数也增大了许多。当然，现在的这个订数与我们刊物曾经的最高订数相差甚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有一百二十多万份的订数，全国有五个分印点。这个数字，今天想来有点如梦如幻。不过，我坚信《人民文学》的订数会不断上涨，因为我们具备了编一本最好刊物所必备的所有条件。还有，就是目前我们具有毋庸置疑的公信力。
一本刊物要有公信力，大概要有诸多要素，但重要的我认为有这么两个：一是刊发的作品质量；二是编辑们自身的感召力。读者订一本刊物看，是要在这本刊物里看到他（们）要看到的作品，看到他（们）喜欢的作品；如果读者、订户看一期不满意，再看一期还不满意，他（们）就会坚决地不看了，很可能永远地不看了。失去读者的刊物无异于失爱的人置身在荒岛上，无论怎样自鸣得意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凉。
“皇帝的女儿”如果没人气、没人味也一定嫁不出去。
编辑的感召力也是多方面因素组成，编辑能力即审美判断是第一位；一个好编辑对作品的敏感像有特异功能一样，看几行读几段，就有了八九不离十的把握，再细看一遍就可决定刊用还是弃用。据说我们崔爷（崔道怡）把稿子拿起来闻闻就知道能用不能用，这当然是玩笑，但足以说明一个出色的编辑面对稿子时有着独特的甚至是特异质的反应。其次是编辑的人格魅力，比如编辑自己的作品格调品质、社会公德形象等等，重要的是编辑部的团结，如果一个编辑部内部是散乱的，那么，这种散乱肯定会反映到工作中，反映在刊物上。
我到《人民文学》工作已十三年，十三年来，我一直像是在温暖、有序的家庭里生活。大家在工作时严肃认真，全情投入；工作之余不苟言笑，其乐融融。我置身其中，每天像接受洗礼一样的受益。我也曾多次得到过编辑部内一些优秀编辑、作家的耳提面命。现在，崔道怡、王扶、韩作荣、肖复兴等老师们均以退休，但他们工作的身影还在，作品的感召力还在。也就是说：《人民文学》的优良传统还在，并有可能发扬光大。
我在杂志社的分管是：诗歌栏目，事业发展部，出版发行部，培训学校，网站等。
我们事业发展部和培训学校已有成熟的工作经验，我基本不操心。发行是我的新课题，好在发行部的同事很努力，再加上读者们对《人民文学》的热爱，2010年的发行数虽然不理想但还是上涨了许多，反正，搞发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认为：只要把刊物办得好看耐看，发行数会不断上涨的。我们的网站刚有个雏形，未来的建设空间还很大。
2008年下半年韩作荣老师退休，我开始感到办好诗歌栏目是我压力最大的一项工作。一年半过去了，这种压力丝毫没有减弱。我以前做了十几年的诗歌编辑从没有过压力，因为那时有韩作荣老师在上边把着呢。可现在是编辑们等我把着。我总怕自己失误让整本杂志失色，更怕让韩作荣老师伤心。（《人民文学》的诗歌栏目韩老师经营了近三十年。）
十月下旬，我就把十几组稿子带在身上，翻来覆去的看。既要考虑把2010年第一期编好，还要想着第二期、第三期的稿子分配。尤其是新人的稿子，要看准，不能庸常，不能昙花一现。我挑出四个新人的稿子进行比较，它们的特点大致相同：情感真切，与现实生活接得很紧，但都显得才情不足。我们现任主编李敬泽是个评论家，他对作品的敏感让我折服。他说：一个作家没有才情就很难写出大气象来。所以，最初看到是一个没有才情的，就别发。
我又翻了我的邮箱、人民文学诗歌邮箱和一些来稿信件，又选出两组，放在身上，出差去了。
10月30号下午，我们颁年度奖，晚上我和徐则臣就飞到重庆，去丰都参加一个采风活动。在重庆一落地，就接到李元胜的电话，他说他已在丰都了，等着我吃宵夜。近午夜到达丰都，李元胜兴致勃勃地说：走，吃饭去。我看他那样子，必去吃这顿饭，否则他不会让我们睡觉。就在宾馆旁边的街旁小店里吃。李元胜像一种动物看到食儿的那样埋头苦干。吃完了，他一抹嘴说：“我真饿了。”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陪他来吃饭。
从丰都回到重庆，安排好住宿，吃罢饭，就坐进茶馆里。有几个记者来采访徐则臣，我和元胜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我们聊天是海阔天空的。我常揶揄他，说他是职业摄影家（只拍虫子），业余出版家（他刚承印了《人民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选》），就不是诗人。他在重庆是一个“兵团”诗人的二哥（据说他有个红粉兵团），可面对我就显得嘴拙，没办法，他的普通话讲的没我好。
出去三天，说笑归说笑，心里想的还是那几组稿子。回到北京，琢磨了一天，就到了发排时间了。看来满不满意也得发下去了。我编排好，交给敬泽又出差走啦。
唉，想发现一组让人眼前一亮的诗，真难。
到石家庄办事，然后与大解聊了半天半夜，我说：今年争取不发你的诗了，不然，你写的再好也会有人说是咱俩的关系好。他嘿嘿一笑：不发就不发呗，我也正好用一大段时间来养精蓄锐。不过我告诉他，他写的那部《湖边的故事》（类寓言式的小品文），亦虚亦实，洗练深邃，有绕梁之音。真是不错。我在第一期选了十几篇作为散文发了，并改名《小神话》。
我和大解两个人不知道是谁缠着谁，我从当编辑起。就编他的诗，后来编了他迄今为止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现在又编他的散文。在外地开会我俩碰到，开会几天里，我们会形影不离地闲聊、玩笑，当然是我挤兑他的时候较多，但他经常在关键时刻猛地来一句让我卡壳。一次，到承德开会，我从北京走他从石家庄走，我先到了坐在房间里喝茶，他到了后，不找自己的房间就在走廊里像含个棉球地狂喊（他患有先天性嗓音嘶哑和舌头短，这是秘密慎勿外传。）：“商震！商震！在哪呢？出来！”走廊里的人们都愣在那，我就乖乖地走出来迎接他。有时他到北京来办事，他办完事后就是我俩人就坐在咖啡厅里喝茶聊天到半夜。都聊些什么，我记不住了，估计他也不会记住。
上周一，一校样来了，我要了一份看了一遍，觉得自己前些日子有点紧张过度，眼前的这几组诗还是满不错的。邹静之，很多人已把他当做剧作家了，其实他一直在写诗，而且一直是当下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读他这组诗，就让我想起“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