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他把肉体安置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2015-07-21 18:29 来源:中国诗歌网 作者:商震 点击:

摘要:他把肉体安置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商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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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肉体安置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商震/文
 
        韩作荣走了!
 
        当我从协和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抱着他的头,把他放进棺材里时,我才相信。在八宝山,当他的肉体燃起熊熊火焰时,我才相信。
 
        面对他肉体被点燃的瞬间,我低着头,任泪水无所顾忌地流。火葬炉的门闭合,一个活生生的韩作荣,就再也不会和我喝茶、抽烟、聊诗、嬉闹、倾诉心底的细语了。我独自走回告别厅的广场,仰着脸默念: 韩老师,你走吧。这易逝易朽的肉体,并不是你精神的最好居所。接着,我就背诵他的《自画像》一诗中的最后几句:“我的心,跳来跳去
 
       血管已捆不住心脏
       自然,我也是高傲的
       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
       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
       也不留给蛆虫”
 
        他真的走了,给我留下了真正的清冷与虚空。从此以后,我要一个人面对这泪眼背后的模糊世界和无法填补的哀痛。
 
        韩作荣走了,死于心梗。像他活着时一样,宁肯堵着自己,也要把疏朗留给别人。

        我心中的韩作荣,是宽阔与寂寥的。他常常板着庄严的脸,其实,庄严的后面是一颗希望自由欢快的心。他这一生旨在追求真诚,对说假话的人和作品中的伪抒情深恶痛绝。然而,在到处布满虚假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又不得不避让或委屈地认可。他使劲抽烟,让烟雾遮盖他的表情,他一口接一口地喝茶,让眼睛只看着茶色由浓变淡。更多时候,他逃避虚假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设计进诗歌的世界里。他的诗歌是他给自己营造的一种虚幻而又真实的“文化幸福”。使他的诗,即有古典的庄严又有现代的跳脱;抒情可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意象不多又皆恰到好处。他的诗,都是在虔诚、苛刻,我行我素中完成的。所以,他平素寡言,只有和他谈诗或其它文学样式时,他才夸夸其谈。
 
        二十几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我目睹了他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创作了多少诗歌、散文、理论和其他类作品。他的勤奋、刻苦和韧劲是我望尘莫及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韩作荣在抚顺相识。那时,所谓相识,不过是握握手,寒暄几句。1991年,我“漂”来北京,开始和他一天比一天密切地来往,直至成为一个人的两个分体。
 
        那时,他住在和平里北街甲五号,和王燕生老师楼上楼下。我几乎三天两头地坐在他的那个被他抽的烟熏黄的书房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聊诗歌,聊人生。有时,想喝酒了,就喊着王燕生老师一起下楼去喝。彼时,他很能喝,王燕生老师更爱喝。我们三人喝两瓶二锅头,很轻松。酒后不误对诗歌和人生的判断。后来,我的兄弟李犁、陆健也加入了我们喝酒聊天的行列。一次,陆健从河南来,带了两瓶河南产的白酒,我俩就去韩作荣家,喊他和王燕生老师一起在他们家的楼下一个小饭店里喝,两瓶喝完,王老师高呼不过瘾,就又喝了两瓶。结果是他和王老师都喝醉了,我们要送他们回家,他两个坚决不让,我们就蹲在马路边想看他们回家后再走。这两个人在大马路的中央,互相搀扶又互相搂抱,盘桓了许久。我在路边,高喊:“嘿!快看,两个老头在练拥抱呢!”从那时起,我知道:王老师的酒量并不很大,韩老师的酒量也不是不可测。后来,我们哥仨,常把他两个喝醉。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的还有徐刚、叶文福等老师辈的人。那时,每和他们喝一次酒,在学识和见识上都会有所长进。酒是通道,是打开话语的通道,是我偷师学艺的通道。

        1993年,在盘锦,我被这几个老师级的大哥给狠狠地整了一回。晚上,大家出去喝酒,他们把我夹在中间,我的左边是王燕生,右边是徐刚。喝啤酒。我五瓶落肚要去厕所,徐刚说:“你小子不是能喝吗?不准你去厕所,看你能喝多少?”并指挥王燕生:“燕生,别让他出去。”喝到第七瓶,我实在挺不住了,可这两个老哥就是不让我出去。韩作荣这时说话了,他吐着烟,一脸坏笑地说:“哎呀,你从瓶子里灌到肚里的东西,再灌回瓶子里嘛。”徐刚和王燕生一听,乐了。纷纷说:“对,你小子有本事就尿回酒瓶子里。”王燕生顺手就拿起个空酒瓶子给我。我也毫不含糊地将两个空酒瓶子尿满。韩作荣在那一晚上的喝酒中,一共没说几句话,而这一句话,像是在使坏实则是帮了我。
 
        1994年,我父亲查出癌症,并做了手术。那时,我的收入也仅可用于一般的生活,供养父亲治病还是勉为其难的。韩作荣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就每隔一周左右来医院看看我父亲,走时,一定会在父亲的枕头下塞个信封,里面或一千或两千块钱。那时,韩作荣是《人民文学》二编室的主任,他的工资也不过是两千块钱左右,他送到医院的钱,我想,一则是他的稿费,二则是他借的。虽然,后来我也一直没问过他这些钱的来源。一次,父亲的病情加重,他和几个朋友来医院看望。我父亲睡着了,一朋友说:“商震,你也别把自己熬坏了,走,出去喝口酒吧。”我看了一眼熟睡的父亲并和护士交代几句,就和他们出去了。那晚,我们大家喝得都很克制,唯有老韩喝得很是猛烈。他按着我的肩膀说:“商震,你爸爸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心里会很踏实的。今后,你不要跟我客气,有什么需要你就说,用钱用人都来找我,我会尽全力。”就是那晚,我在心里下定决心:我父亲走后,老韩,你就是我父亲。
 
        1996年,为稻粱谋,我受聘一家电视台做编导,10月,我正在外地拍片,接到韩作荣的电话:“赶紧回来,下周一到《人民文学》报到。”我即刻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回到北京,按他要求到《人民文学》报到。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天天相伴的生活。
 
        1998年春夏之际,我俩去黄山市一家企业谈一个合作项目的协议,其间,接待方带我们到山半腰的一家小饭店吃竹笋。真是好吃,我们都大快朵颐。协议签好后,准备回京。我说:“老韩,咱两个在山上住几天吧,那竹笋太好吃了。”他会意地说:“好。咱不用他们送机场,咱俩自己打车走。”就这样,我俩个在半山腰住了五天。日夜不分地吃笋,喝酒,谈天说地。更多的是谈当下的诗歌状态和创作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他条理清晰地教我怎样做好诗歌编辑,要读哪些书,怎样判断各种诗歌写法的优劣。如果说,我今天对诗歌的判断有一定的功力的话,就是那次我们在黄山聊天给我的启迪,和他一直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及我加倍努力学习的结果。
 
        我曾在那时的日记里写道:我实在太热爱韩作荣这个给了我美好时光的人,把我交给他,就是给我的灵魂找了个家。
 
        2006年,冬去春来,乍暖还寒,老韩说:“下班咱俩老地方喝茶去。”所谓“老地方”,就是兆龙饭店的咖啡厅。那里是我俩还有徐刚喝茶聊天的场所。那些年,每周至少有一个下午我们在那里。那天,他拿出一封匿名信,内容是所有匿名信的常规内容,就是往他身上泼污水。什么贪污受贿、拉帮结伙、生活作风,甚至说他根本不会写诗。我看了后,说:“别在意这个。做好咱自己,你越在意,诬陷你的人就越得意。”他说:“道理我懂,可我就是不明白,凭我的为人处事怎么会有人这样诬陷我?”第二天,上班他就召集全体开会,在会上他就把这封信给读了。后来,这种信又来过几封,接着就不了了之。去年,我刚到《诗刊》不久,也接到了匿名、实名的诬告信,我心有不甘,到他家,喝着酒跟他说:“我刚到《诗刊》招谁惹谁了,就这么往我身上泼污水?”他说:“你当年不是也劝过我吗?这是社会丰富性的体现。有善就一定有恶。你要做好事就一定会有人说三道四。别理他们,干好你的活。千万不要冲动,不准对那个写信的人有任何举动。再说,狗咬了你,你也不能去咬狗啊!”
 
        2012年12月13日,诗刊社组织一些诗人去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地方去采风,我邀他一起去。16日返程,一早我就跟他说:“老韩,今天你过生日,我在哈尔滨已做好了安排。”他说:“哦,好的,我让我的一个侄女也来吧。”从他五十岁起,每年的12月16日,我都给他过生日。有时是一群朋友,有时就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时,一瓶红酒,连喝带聊能耗几个小时。采风团全体回到哈尔滨,有些人没来过哈尔滨,就想出去转转。我对雷平阳说:“你不要走,跟我一起吃饭。”雷问:“什么事?”我说:“老韩过生日。”雷:“好,我肯定不走。”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是老韩过生日,就都没走。老韩的侄女一家人来了,还带来了66个饺子。在东北的一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就是65岁生日时过六十六大寿,吃66个饺子。预示今后顺溜。
 
        唉!谁曾想,他吃完这66个饺子后,就再也没顺溜过。

        先是他儿子韩戈病重,他急得脸都变得铁青色,几乎要卖房举债给儿子看病。后来儿子病情好转,才算松了一口气。那时,我看到了一个清正廉洁的人,在需要钱时的那种羞涩和窘境。虽然他好友众多,有人也给了一定的帮助,但,他这样一个一向自重自尊的人,怎么会坦然地接受馈赠和别人的帮助。包括我给他,他也要长叹一口气。其潜台词一定是:你的家境不比我好啊!
 
        2013年,诬告我的人很是疯狂。我就当没事儿一样地工作,他却有些着急了。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他每每都对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一通,并列举了许多中外名人蒙受冤屈如何应对的例子。要求我:不求有为,但求无过。说完一通,他自己就笑了,说:“唉,怎么说你也没用。咱俩一样,就不是个干活会糊弄的人。”
 
        雷抒雁老师去世后,很多人都推举他当诗歌学会的会长。我私下里对他说:“咱不干吧!把你累得够呛,也未必会弄出什么大成就出来。再说,你那么认真,事无巨细,事必亲躬,就你这身体还不累坏了。”我一直反对他去做诗歌学会的会长,多次和他说:不干,不要干。在诗歌学会全体理事投票时,他知道我一定会投反对票,所以,他指示诗歌学会的小高:商震的票就不发了。这事,后来他当了会长,小高才告诉我。

        今年七月,诗歌学会在黄山开理事会,一天,小高给我打电话说:“韩老师希望你去。”当天晚上我就去他家,说:“怎么让小高告诉我?你说一声不就行了。”他说:“当时屋里有很多人,我怕你来劲了顶撞我。”

        七月的黄山诗歌学会理事会,我去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他当会长后的诗歌学会的会议。

        2013年11月初,我俩通电话,他说:延安有个活动你去吗?我说:延安我不去。我问:宁波你去吗?他说:宁波我不去了,从延安回来,休整一天,就要去南美。
 
        11月11日晚上九点多,我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说:“韩伯伯住院了。”我说:“什么病?”女儿说:“心脏有问题。”我放下电话,想了一下,他心脏怎么会有问题?前天通电话时,不是说感冒了吗?我就打他手机,没打通。我根本没多想,就随着一帮朋友喝茶去了。12点左右回到房间,洗漱完毕,准备睡觉时,往床上一躺,心里就紧了一下。觉得老韩的这次住院有些不放心了。立刻就下床给他家打电话,没人接,打他手机,不通。我更是着急了。马上找他司机小高的电话。我新换的手机里没有小高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其他人,谁也不接我电话。此时我开始心慌意乱。我老婆睁开眼睛看我,以为我出了什么事。问我:“你找小高干嘛?”她说的小高是我们另外的朋友。我说,我要找老韩的司机小高,我怎么觉得老韩这次住院不对呢?都这么晚了,家里还没人接电话,说明嫂子也在医院护理呢,老韩是不是病很重啊!我老婆说:没事,从来没听说过韩老师心脏不好啊。就这样我熬着疑虑着持续了两个小时。无眠。无论如何都不想去睡觉。12日凌晨两点四十四分我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就想起来这是他司机小高的电话,我接起来,小高只说了几个字:“商老师。人走了。”我说:“什么时候?”“刚刚。”
 
        我傻了,在宁波宾馆的地上来回踱步,许久,才想起来打电话问司机小高:“什么病?人在哪儿呢?”接着,我给一个朋友发了条短信:“韩老师去世了。心梗。我在北京没亲人了。”

        我穿上衣服,走出宾馆。那夜,宁波正下着小雨。雨水和泪水,把我从心里到身外浇得像一张湿透的纸。冷,无比的清冷。走在街上,我又像一片落叶,任由风吹雨打。

        没有了韩作荣,我的快乐与苦楚将无人可说,我的精神也将无可栖之所。

        他走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想为他写点儿什么,可就是写不下去。只在草纸上写下两行字:
 
        写你时,才发现我是无才的
        你永远沉默了,我还敢和谁坦露真诚
 
        这些年,韩作荣虽然常常身处喧闹中,但他心里一直喜欢独处。这次,他终于完成了心愿。只是,走得太匆忙。我们商量好的,等我退休或不想干了,咱俩把身体安置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好好喝茶、抽烟、聊天。
 
        想起爱默生的一句话:“我们相逢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
 
        是的,我和韩作荣没有分别,也不会分别。他的诗文在,音容笑貌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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