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外国诗歌之于我

2015-07-21 18:25 来源:中国诗歌网 作者:安琪 点击:

摘要:外国诗歌之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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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诗歌之于我
 
安琪/文
 
        倒退10年来谈这个题目,我一定会对外国诗歌之于我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但今天,我经历了北漂,在北京这个巨大的斗兽场上饥渴跌倒又幸运爬起,从茫茫荒野四顾无人的绝望到终于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感受到了外国诗歌在为我的诗歌写作注入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于今回望,犹自心有余悸。

        2013年4月24日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聆听了李少君关于诗歌的讲座,李少君先从中国诗歌传统以向自然致敬谈起,谈到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从《诗经》的关关雎鸠、《离骚》的香草美人,都拿人与自然作譬,体现了自然经由诗歌来抚慰心灵的力量。因此,中国诗人没有自杀的传统。屈原自杀在少君看来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他引用学者朱大可的研究认为,屈原是被追杀的,朝廷为了掩人耳目而以自杀名之,划龙舟就有这种追杀的隐喻,我想了想似乎有道理。少君进而例举苏东坡等古代诗人无论身处多大磨难都能乐观面对来印证,古代诗歌对诗人心灵的安抚作用犹如大自然的教化,总是能让人获得自我解脱的宁静。

        新诗开始后,诗人自杀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朱湘、海子,和近几年几个80后诗人,为何会这样?李少君认为,这是新诗向西方现代派学习的结果。西方的思维是二元对立的,上帝和魔鬼非此即彼、不可兼容,形成了一种对抗思维,影响了各种艺术门类,现代诗也是如此。中国当代新诗在学习西方现代诗的过程中把这种极端、对抗的思维和行动也学了过来,新诗变得爆烈,诗人的性情也跟着改变。少君这个观点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写作,我之现代诗写作确实学习的是西方超现实主义,我性格中的极端和不善通融也因此深入骨髓,所做出的离乡背井北漂似乎也正根源于此,少君这段话我确实很有共鸣,故拿来与大家分享。

        中国新诗自发端之日起便深受西方诗学的影响,我甚至认为,中国新诗的源头在西方。新诗的白话文语言和古典诗的文言文语言基本是两种语言系统,所以才会有古诗今译的各种选本大行其道,可见,古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同于外国诗了。黄灿然诗论《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开篇所言“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一经说出便成为共识,其原因在于作者对汉语写作从源头至今的深度追踪后的精准指认,倘若再追问这份影响的焦虑的形成便不难发现,百年中国新诗几乎是在对两大传统的摹写中起步的。新诗的发起人和写作者譬如胡适、李叔同、刘大白、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等,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在他们身上交汇着的两大传统总是顽强地抬起头自他们的笔下走出,走到纸页,走到今天的读者面前。他们的诗作尤其是早期诗作,几乎是对中国传统诗词的白话摹写,有的还是口音不太地道的摹写。之所以说摹写是因为他们的诗作在意象选用、诗句构造及平仄押韵上,还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古典诗词的范式,刘大白《秋晚的江上》,胡适《湖上》,李叔同《送别》,朱湘《废园》乃至戴望舒的《雨巷》,细读起来都有浓郁的古典气息和情绪。可以说,他们的白话并不彻底并且也没有给白话诗注入新的元素。

        白话诗起源时期诗人们对西方现代诗的摹写就有更多例证,几乎每个白话诗人身内都藏着或身后都站着一个西方诗人,这些出过洋留过学的中国诗人在把西方现代诗作翻译引进中国本土的努力和成效上值得尊敬,而他们自觉不自觉摹写他们所引进的诗人诗作似也有其无可厚非之处。笔者就曾亲耳聆听到诗人西川顺口念出的一连串现代著名诗人及他们所模仿的西方诗人名姓,记忆最深的是他对胡适《文学改良诌议》中“八事者”的提醒:这“八事”实际上化用了庞德意象派的“三个原则”。2002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学者江弱水发表了《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穆旦诗中充斥着“众多的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尤其是奥登的文学青年式的模仿之作”。而印度诗人泰戈尔因为诺奖和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就更为广泛而深远,沈尹默、刘半农、冰心、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都受过泰戈尔的影响,尤以冰心为最。

        王运涛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有十大特征:政治、补史、地域、哲理、教育、情感、道德、宗教、志异、美感。王的观点基本涵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是什么?

        在百度中我搜索到如下一段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学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主要用象征性、荒诞性、意识流去表现荒诞的世界里异化的人的危机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艺术特征大略有:非理性、象征、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存在主义、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现实、垮掉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

        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两者一对比,单是字面意义就明显决定了二者的走向,前者注重对社会秩序的修复与完善,后者则以自我为中心,对外界采取批判的不信任的态度。在诗歌写作上迄今依旧有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和写作路径,一者沿袭中国古典传统对诗歌的认定,诗歌必须是唯美的,对世道人心有有益的教化作用的;一者全盘接受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讲究的是用诗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非诗人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因为诗人始终认为,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是不完美的。

        我恰好属于后者。

        大概是1990年我在漳州晓风书屋门口的地摊上找到了一本《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柔刚翻译,定价5.10元,在地摊上它以2.5元出售,这本书至今依然在我的书桌上,是我从福建带到北京的两本诗集之一,另一本也是外国诗,是庞德的《比萨诗章》,我后面会谈及。

        柔刚,1963年生于福州。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后在福州海关工作至今。早在大学期间就从事英美现代诗歌的翻译,译有《意象派诗选》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译作。我看了一下版权页,本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88年12月,到我买它的时候它已躺在地摊上并打五折,可见它的销量在当时是不如意的。柔刚翻译这部诗集时年龄不超过25岁,正是青春激情勃发的时候,迄今,柔刚广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创办于1992年的柔刚诗歌奖,迄今已颁发了22届,成为诗歌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奖项。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一直不如他翻译的这本超现实主义诗选和他创办的柔刚诗歌奖,所以他在回答为什么创办柔刚诗歌奖时很坦诚地说,我写不好诗,就想为那些写得出好诗的人喝彩。如果真的如柔刚所言他写不好诗的话,那他一定是翻译得好诗的人,《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译著,棒在哪里?棒在译者自己也不懂被译者到底写些什么说些什么,他就把自己理解不了的诗直通通地译了出来,而这,恰好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特色,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在百度中我们看到如下定义——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探究此派别的理论根据是受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因此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

        于是我们看到的超现实主义诗作,都像是梦呓,梦是没有道理的,梦是反常规的,梦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编选者格梅恩在编选前言中写到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问一个清洁工“扫帚有什么用?”,他会挥舞扫帚清扫地板,或给你看工资单,但你要问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他会说,我看到扫帚在挥动着头发,那圆柱似的肌肉在颤抖着。你瞧,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思维和表达。

        超现实主义对诗歌乃至对整个文化艺术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艺术家惯常的逻辑条理,它告诉诗人,每个词都可以重新赋予它的词性,词与词的组合也不必按照语法规定,一句话,超现实主义提倡的就是陌生化而且是最大限度的陌生化,因为太过陌生化而变成了自说自话,因为没人能懂得超现实主义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对超现实主义运动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批评家(我忘了这个批评家的名字)这么说过,大意是,超现实主义群体最后只留下“超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但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文本。确实的,整整一本《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没有一首诗能被记住,你记住了布勒东这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但你记不住他写了什么。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受超现实主义诗风影响,我在福建时期写了大量的短诗和长诗,长诗大都收入2012年我自费印刷的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首长诗叫《轮回碑》,却不知我是在写出了《神经碑》之后才写出《轮回碑》的,《轮回碑》之后我又写了《灵魂碑》,是为“三碑”,时在2000年。《神经碑》200多行,每个句子都超现实,开头三句如下:

    呜咽也在自我孤立/没有一件血滴衣裳/人们吱吱叫着,模拟老鼠夸张示爱
        仅这三句如果硬要去给个合理解释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全部200多行都这样的话,那就简直是不想让人读了,即使读了也找不到里面的线索。《神经碑》只能作为我曾经尝试过超现实主义写法的明证,类似明证在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里还有很多。

        但超现实主义一旦结合庞德的《比萨诗章》所带给我的震撼,那就将产生相对完美的诗作,譬如《轮回碑》,譬如《九寨沟》,譬如《纸空气》等我满意的长诗。

        我是在1998年12月漳州南山书社遇到庞德和他的《比萨诗章》的,此前我曾读过他脍炙人口的《地铁站台》但无甚触动,但这一天,当庞德和他的《比萨诗章》在南山书社仿佛只为我与相见般地被我买回家后,新的天地便在我的面前打开了。《比萨诗章》由黄运特翻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顺带说一下,我喜欢的这两本译著很奇怪都没有再版,特别《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的译者柔刚我很熟,真的不下十次建议他再版该书并且笃定地告诉他一定不会赔钱,但他就是一直没有再版,我实在不知为什么?那天,当我的食指和大拇指合作抽出《比萨诗章》时,庞德强劲的个人意志、旺盛的诗歌创作、不倦的诗事活动以及勃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瞬间附体到我身上。我在那个晚上打开了《比萨诗章》从此也打开了我走向任性之途。

    从《比萨诗章》,我懂得了不是仅有自己经历的生活可以入诗,社会万象也可以入诗。如何如诗,用什么样的语言入诗?这时,我前期被超现实主义训练过的语言派上了用场,也就是,不用大众化的常规语言来叙述我的经历或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譬如《轮回碑》第一句“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其实写的是我眼中凹凸有致仿佛胸脯形状的浓烟,还有写作《九寨沟》时恰逢北约轰炸南联盟,我于是写下“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接下来我用这么几句使国际形势和我的写作主题发生呼应——
 
    我写下这些,感到世界不止是一个世界,风景不止是一个风景/然后我命令自己/不给脚打招呼,以便它失败得更为彻底
 
    凭借《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习得的语言功力和《比萨诗章》学到的开阔视野,2000年前后,我一共写了百余首长诗,有的不满意,但很大一部分自己还是满意的,它们是《任性》《纸空气》《九寨沟》《张家界》《西藏》《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之七》《越界》《手工活》《星期日》《传奇》《时间屋》《在劫难逃》《轮回碑》等,我甚至方向明确斩钉截铁写下这么一句说气吞山河也好说不自量力也罢的诗观:“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

        西川第一个注意到我的庞德倾向,他在收到我的自印长诗选《任性》后来信写道——
 
        从湖州回来以后我大致翻了一下你和黄礼孩编的《诗歌与人》(中间代特辑)。我尤其认真读了你的诗歌。我发现我们两人在对庞德的兴趣上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一般女诗人都会躲开庞德的混乱。庞德对历史生活的任意切割甚至会令一些男诗人退避三舍。他对某些脆弱的诗歌灵魂会形成伤害。但你居然没有被他击倒!了不起!
 
        这是西川2002年3月17日的信。注意到庞德对我有影响的还有燎原、树才、赵思运、向卫国、张德明、吴投文等诸多批评家。燎原甚至说,庞德是我的精神老爹。这个老爹在我离开福建北漂至京的2003年就开始失效了,但我会一直把他记在心上。

        1999年我写了一首长诗《庞德,或诗的肋骨》,刊登在《诗刊》2000年第8期“青春诗会”专刊上,诗的最后我这么写道:
 
        你的青春永垂不朽
        我爱你正如你靠着墙爱我,你的身后有整个世/诗界
 
        是的,庞德永远是青春激烈的诗人,即使晚年照他依然楞骨分明线条突出眼神坚定。他是我青春记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诗歌记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时至今天我依然要说,感谢你,庞德老爹!

        对我而言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是,我从未受过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女诗人普遍具有的阿娃、茨娃情结我确实一点都没有。我整个的外国诗歌阅读倾向是欧美的,时间定位是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记得评论家杨远宏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发端于20世纪的现代诗歌运动既是对千年传承的既定诗意的质疑、挑战和反叛,更是对一脉传承中走向定向化、精致化和范式既定语词、语言惯性、秩序的偏离、打破和哗变。和杨远宏教授一样,我也对现代诗歌运动情有独钟,一切破坏的、反理性的都天然地获得我的喜爱,而那些抒情的唯美的圆满的写作则被我视为传统而摒弃。布罗斯基说,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布氏的话应验在我的福建时期,那时我因为追求一种极端的写作语言而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极端,并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有抛家别女到北京闯荡的不可思议之举。因此我说,我感受到了外国诗歌在为我的诗歌写作注入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于今回望,犹自心有余悸。
                                 
2014-11-0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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