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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生活不是演戏

杨晓澜作家网2019-03-21 11:47

王跃文:生活不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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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力求做到为人与为文相统一。生活不是演戏,人不能在生活中当戏子。
 
  杨晓澜:王老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基本每隔几年就有新作,似乎建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和速度。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状态最好?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每天的写作和生活如何安排?
 
  王跃文:晓澜,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我的写作状态很从容,但并没有从容的写作时间。假如时间更充裕些,我也许会写得更好些。过去在政府机关上班,我只能晚上写作。自从到了省作协工作,便改掉了晚上写作的习惯,晚上多用来阅读。我目前过的是上班族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单位有事就去单位,单位没事就在家里写作。我不算太年轻了,但尚无年龄方面的困惑,年龄对生活和写作都没有影响。
 
  杨晓澜:省作协主席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繁忙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您的创作吗?工作中的“王跃文”和作品集中的“王跃文”是同一个人吗?
 
  王跃文:我的工作同写作并不冲突。作协是替作家们服务的,那些工作都可以看作学习。比如,为作家们张罗作品研讨会,需要看别人的作品,有机会听多方面意见,自己也在其中学习。我力求做到为人与为文相统一。
 
  杨晓澜:作为长销和畅销书作家,您社会影响力大,人气足,兼有个体和公知的身份。这种身份是否会影响您的生活?看您在微博和粉丝互动很多,媒体人和您对谈也很愉快,您是怎么看待和处理与读者和媒体之间关系的?
 
  王跃文:我只知道自己是个作家,没有想过其他身份。我也不想刻意塑造自己某种身份。生活不是演戏,人不能在生活中当戏子。我同网友互动,同媒体交流,都见情见性。我甚至会同不讲道理的网友争执,有时也忍不住骂人。我的争和骂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却不讲道理,他可以随口伤人,作家稍稍露一下情绪,他就教训你要注意身份。作家也是人,作家不能因为自己客观上成了公众人物,就成舆论上的弱势群体。我尊重所有的人,包括读者和网友,但我们都是平等的。
 
  杨晓澜:在微信上看到您晒了不少与老家有关的图片,回老家漫水多吗?是否也像湖南本土作家韩少功一样经常去村庄走走,进行一些实地调查,积累写作素材?
 
  王跃文:我目前没有少功先生那么多时间呆在乡下,但只要有时间就回老家看看。父母尚在老家,是我很重的牵挂。我喜欢故乡的山水,喜欢吹故乡的风,喜欢听故乡的虫鸣鸟叫。我睡眠很不好,但回到故乡通常会睡得非常安宁。只要回到乡间去,不用刻意采风或调查,活生生的岁月之风就扑面而来。
 
  杨晓澜:您的小说《漫水》中充满了诗情画意,《爱历元年》中那首孩子写给母亲的诗感染了很多读者。您的夫人张战女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您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儿子是优秀的摄影家,这种家庭氛围对您的小说创作有较大影响吗?很好奇,您在家中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
 
  王跃文:作家间通常很少谈文学,我同夫人却是经常谈文学的。我们驾车旅行,我们一起散步,都会谈文学。我们并不那么一本正经地谈,但无意之间就会扯上文学话题。我们俩谈文学是愉快的事。我同孩子们的关系,更像朋友间相处。我基本上不会板起脸教训他们,当然我很生气的时候也会朝他们发火。但是,孩子们都很理解我,从来不会责怪我说话声气不好。我没有为孩子们定太高的人生目标,只求他们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长沙方言里有很多粗鄙话,但我的孩子们嘴里吐不出一个脏字。倒是我这种受污染太重的人情急之中会说粗话,孩子们便会朝我吐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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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
 
  杨晓澜:不少读者和评论家把您的小说看成官场小说,您怎么看“官场小说”这个定义?“官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过了“小说”或者说“文学”的意义。大众对“官场小说”的理解是否存在误读?您是否介意部分读者把您的小说类型化?
 
  王跃文:作家被贴什么标签,完全由不得作家自己。我反对任何标签,但也没有办法。听之任之吧。
 
  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知道,“官场”二字其实是个贬义词。我记得旧版原文大概是: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虚伪、奉迎、欺诈、倾轧等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贬义”前面加了四个字的修饰,变成“一般用于贬义”。可见,“官场”这个贬义词在最近二三十年用得太普遍太频繁,词典的修订者们不得不顺应时代了。但是,当人们用这个贬义词称呼中国一个人群的时候,意味就有些严重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读者看官场小说其实是在看社会现实。可作家写作,未必仅仅就是为了揭黑幕。作家写作意图同读者阅读意图不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今天的中国人太习惯从社会学意义上,或者政治意义上评判文学作品,这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
 
  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杨晓澜:您是国内少有的能在多题材资源上挖金的作家,相对于他们的深掘一口井,您是多点开花,把现实官场题材、乡村题材、历史题材都拿捏得很好,写出了《国画》、《漫水》、《爱历元年》、《大清相国》等优秀作品,这是怎么做到的?
 
  王跃文: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的文学才华,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成就。我的写作题材较为广泛,只因为我凡动心的题目就会认真完成作业。至于作业能打多少分,读者说了算。我的写作没有太多框框,更没有要流芳百世的焦虑,能做到的就是真诚而负责地写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我真心向他们致敬,但未必向他们学习。写作各有各的路数,作家需走适合自己的路。
 
  我在文学上是不怎么自信的,越是听别人谈文学头头是道我就越不自信。我的作品未必那么好,无法把自己的作品谈得天花乱坠。我很怀疑自己的欣赏水平。我也不敢妄自评论别人的作品。假如我的作品不受读者欢迎,我会认为这是失败。也许有的作品越是优秀就越是小众,但我不具备这种小众品质。
 
  杨晓澜:《大清相国》等作品处处有一股知识分子的担当气息,您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不只是写本小说玩玩,而是有一种社会责任,用文学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王跃文:我不相信用文学能解决什么问题,文学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但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我创作《大清相国》这样的小说,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立意,更没有古为今用的野心。我想表达的仅仅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先贤的敬慕,先贤身上的很多可贵品质太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了。
 
  杨晓澜:相对于《国画》、《苍黄》、《朝夕之间》、《大清相国》等官场题材小说,您好像更为钟爱那些取材乡土的“孩子”,包括早期的《雾失故园》、《冬日美丽》、《也算爱情》,中期《桂爷》、《乡村典故》和2012年创作的《漫水》等,为什么?
 
  王跃文:我说更喜欢自己那些关于乡土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写作的时候心灵感受更加熨帖吧。我太熟悉自己那片故土了,写作的时候五官全都是张开的,各种气息流贯我的五脏六腑。写作《漫水》的时候正是冬天,我透过空中薄薄的雪花就能穿越乡村的整个四季,过去半个世纪乡亲们的故事都涌入我的脑海。《乡村典故》的创作冲动来自于一个真实故事,即有位老乡丢了一头牛的遭遇。那些世代耕种的乡亲们,就像村野无声无息长着的树,岁月的苦难只是让树皮多些伤痕,却依然沉默地挺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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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
 
  杨晓澜:乡土小说会不会不如这些“官场小说”受关注?
 
  王跃文:乡村小说不如所谓官场小说那么受人关注,这种现象非常正常。可以说,功利、浮躁和焦虑是极普遍的中国病。我们没有耐心关心自己利益以外的事情,我们静不下心来关注肉体之外属于灵魂的东西。我们被物欲奴役着,我们跳不出三界外。官场小说之所以受关注,只因它所写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当然,我们关注自己生存空间并没有错。作家没有理由抱怨读者不爱自己的作品,就像厨师没有道理抱怨食客不爱吃自己做的菜。读者有选择的自由,听其自然吧。尽管如此,我仍要说,自己官场以外的小说写得更好。
 
  杨晓澜:很多人把《漫水》拿来和沈从文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文学的比较其实毫无意义,每部优秀的作品都有其独特一面。《漫水》有一些沈从文小说的气质,但俗世的欢喜忧乐更浓,人情世故更多。
 
  王跃文:沈从文是伟大的,我并不敢同他相提并论。《漫水》出版后,确实有不少人将之与《边城》相比较,但我非常害怕别人说我的《漫水》像《边城》。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宁愿自己的小说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愿意我的小说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小说,我就彻底完了。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就像评论界屡有人说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我觉得这丝毫不是夸赞。卡夫卡只需要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残雪就是残雪,不是别人。我非常喜爱沈从文的小说,几乎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气质血脉上也觉得有相近之处。
 
  沈从文写《边城》,主观上是想写出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是,字里行间又多么无奈和忧愁!那是对宿命与孤独的不可抗力的哀愁!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边城》写得多么美而空明,又多么深刻!我写《漫水》时并未想起《边城》。漫水是我出生的村子,这个村子现在还叫漫水,我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那是我的乡愁之地。《漫水》是写我记忆中的乡村,也许我把记忆理想化了。我努力回到我记忆中的场景,像婴儿牙牙学语一样,模仿余公公和慧娘娘们说话。但是,我在向我记忆中的乡村做深情回望的时候,我并不想只是一味地抒情,我会忍不住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思考,我想看清楚他们的来路与去路,也许在不自觉间还试图破解我的乡村的文化密码。如果一定要与《边城》相比,除了向《边城》致敬,我觉得,《漫水》在诗意与温情之外,可能更多一些冷峻的现实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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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的庸常人生皆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
 
  杨晓澜:您一直在记忆的乡村做深情的回望。记得您曾说;“文学有时在远望,而更多时候是在回想。”您的小说创作一直这样,从所谓的“官场小说第一人”到乡村的回望和思想者,表面上看是回想,是退,其实是以退为进,退到故土退到村庄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去寻觅和思考。
 
  王跃文:写作是面向未来的,但多需退到过去而面向未来。或许,作家退得越远,面向未来的发声就会越辽远。创作需要某种历史维度,而退则创造了这种历史维度。作家可以放下当下生活的喧嚣,却不能回避我们走过的路。
 
  杨晓澜:是这样,写作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回想的重要性。我发现,在您的作品里,《苍黄》等小说主要是以故事为叙述推动力,《爱历元年》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叙述推动力,《漫水》主要是以节奏和气韵为推动力,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写作方式,这是不同题材的需要?还是您不同阶段的回想和思考?
 
  王跃文:我的写作多为某种自然呈现,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主体风格,不同的结构方式和内在节奏。这些都不是刻意的,而是小说中的那些生活在笔端的自然流泻。总体来说,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状态。每一个人的庸常人生皆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
 
  杨晓澜:阎连科说,我们的作家现在太明白写什么和怎么写了,太清楚了去处和路径,太知道了写作的一切奥秘和弯曲,幽暗和光明。而您强调一种慢下来的写作,无论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的状态下进行,正如您刚才说的,按照日常生活,自然而为,这种“野蛮生长”放养似的状态真的很奇妙。
 
  王跃文:我不是阎连科说的那种技术派作家。看有些作家的作品,不留神就被其技术迷惑了。
 
  有些小说读来似乎津津有味,但掩卷一想其实没写什么东西,或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写成了花枝乱颤的小说。我要求自己的小说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是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是朴拙的而不是奇巧的,是能让大众动容的而不是曲高和寡的。
 
  杨晓澜:真诚朴实的写作越来越弥足珍贵。有些作家只要一部作品很成功,就会一直按照读者的诉求写下去。在您的“官场小说”如此红火,读者如此众多之时,您却突然转向乡土,除了考虑读者,您更多的是不是在考虑要翻新自己、挑战自己,写出另一种新的超越的可能?
 
  王跃文: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但不会为了吸引读者而扭曲自己,更不会刻意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希求。我永远是我笔写我心。我与当代读者生活在相同的时空,呼吸着相同的空气,经历着相同的艰难,总之我相信自己同读者的心气是相通的。我的文学创作就是把我们共同的生活经验用文学呈现出来,这是我们一代人或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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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中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却找不到答案。
 
  杨晓澜:据调查,现在一年有近5000部长篇小说出版,同质化的不少,对于您这种持续写作的作家,会不会有危机感?担心有一天读者不满意。
 
  王跃文:中国作家如果担心没读者,那就太没出息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作家稍稍出众就会有自己的读者。我同国外的作家同行交流,他们知道我的盗版书动辄几百万册,惊得目瞪口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发行量,等于有些小国的总人口。中国作家需要考虑的是自己好好的写,而不需为有无读者而焦虑。
 
杨晓澜:有评论家认为您的新作《爱历元年》描写中年危机,您认为中年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您是否会面临中年危机?
 
  王跃文:中年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只有自己进入中年才知道这个生理期是真实的。刚刚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人生的意义也许还没有敞亮显现。另外,父母开始老迈,孩子尚未成人,事业成败早已成局,过去的岁月有无意义也值得怀疑。中年危机是桩桩件件的事实,而不是玄妙的概念。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这种宿命感也许都在中年时期强烈地凸显出来而已。《爱历元年》涉及到很多话题,中年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
 
  杨晓澜:的确,《爱历元年》是一面日常生活的镜子,反射出社会万象,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和人性的变化,有很多话题和内容值得探讨,那么这部小说是否达到了您自己的期待?
 
  王跃文:《爱历元年》离自己的预想有距离,但还算过得去吧。今后如有可能,我会对这部小说作修改或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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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需要被照亮,也需要正义与光明引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作家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
 
  杨晓澜:您的小说里有不少地方突出命运的悲剧色彩,有信命宿命之感,但不管怎么写,总还是给人一种光明,在冷峻之中衍生希望和温暖,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王跃文:同意你的理解。谁能把命运之类的东西讲清楚?作家的写作不必太理性,什么都想得清清楚楚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作学术研究需要条分缕析,文学创作切忌如此。
 
  杨晓澜:您的作品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您的为人也很有儒家风范。我知道您经常抄写论语、唐诗宋词,熟读《鲁迅全集》《红楼梦》等文学经典,谈谈自己的阅读吧。
 
  王跃文:我抄《论语》因为喜爱也因为练字,读唐诗宋词为的是学习中国诗词的意境和简约文风,喜爱鲁迅除了文学原因也因崇敬先生的人格,而《红楼梦》则是我多年的枕边书。谈不上哪位作家对自己的影响深刻,但总体选择是读经典并反复地读。我不认为经典会过时,哪怕最古老的文体上尚觉幼稚的经典都是不会过时的。比如,人类最早的经典大多是原始语录体,《论语》如此,《理想国》如此,所有宗教经典更是如此,但这些经典都是永恒的。假如今天的作家仍采用语录体写作,只要能写出《论语》《理想国》或《圣经》,照样会是经典。
 
  杨晓澜:怎么评价自己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写到今天,您的文学野心是什么?
 
  王跃文:很巧,我接到这个采访稿,正是我发表作品28年的日子。1988年8月8日,我的一篇小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湘江副刊上,这是我的文学处女作。这么算来,我从事文学创作28年了。我是不由自主走上文学之路的。我从小热爱文学,但中年以前没有当专业作家的打算。2000年左右,我下定决心靠写作谋生。我至今都没有太多文学野心,惟愿自己把小说写得更好些而已。
 
  杨晓澜:木心说,文学是我的信仰。您曾说,文学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文学到底是信仰还是梦想?问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文学有用吗?
 
  王跃文:对我来说,用信仰这个词似乎还是太重了。文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很多时候,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文学创作除了进入出版行业后才是一种经济行为,其他环节似乎不产生实际的物质利益。一个功利的社会会蔑视没有物质利益的事物,这是可悲的。人类从来不是仅仅依靠物质才生息繁衍下来的。人类如果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追求,这个地球上不过多了一种野生动物而已。人类的体格远不如很多猛兽,如果仅仅只是物质地活着,只怕也早就灭绝了。王尔德说,我们都处在沟中,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作家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人类需要被照亮,也需要正义与光明引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任何作家的个体劳动都是渺小的,但文学的火炬靠我们所有作家共同举起来。
 
  杨晓澜:除了《漫水》,您最近还在创作同题材作品。这几十年,农村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有没有试图想用这些小说去思考一些乡村存在的现实问题。
 
  王跃文:我们过去都太习惯从社会学角度看待文学,读者和作家都很难逃脱这种思维模式。我的中篇小说《漫水》只是作家用文学眼光看待生活,而接下来的同题材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我只会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勾画乡村变迁和时世流转,完成乡村和乡村人物的命运表达。

 
来源:芙蓉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晓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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