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者的抵抗

 
　　“我脑子里出现了李秀成在一个黑暗的仓库角落里，叼着一根香烟，用左手握着断线钳慢慢剪着钢筋头的画面。”这是《涂鸦》的最后一处人物特写，至此，“涂鸦”之谜已破解，但李秀成还是没有真正现身。小说从寻找“涂鸦”之人开始，陈河将“涂鸦”事件相关者集结，透过对各自叙述的解析，完成对“他”形象及心理的侧写。由此我想，“涂鸦”也是一语双关，既是温州城里公共墙上匪夷所思的六字密码，又是创作者形似随心所欲实则针脚绵密的“讲故事”策略。
 
　　对于旅居海外三十多年的“我”，故乡温州的历史细节逐渐地被驱逐进遗忘。“我”有意识地追索并整理，突然想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厕墙壁上都刷着一句十分莫名其妙的标语——“石银池入土匪”。于是，“我”决意解开此谜团。有没有“石银池”这个人？“入土匪”是什么意思？“石银池”和“土匪”合在一起又有什么缘故？“涂鸦”是小说题眼，故事的线头就从“涂鸦”上的“石银池”三字开始滚动。陈河开篇就先运用了后设小说的方法，安排“我”借助网络，核实“石银池”身份。“我”赫然觉察原来这个名字曾出现于小说《布偶》，而其正是“我”（作家陈河）十几年前的作品。“我”无形中成为“涂鸦”的第一个叙述者。接着，“我”意外发现，“我”自认虚构的“石银池”还真的存在，知情人陈渠来即将现身。他是第二个叙述者，“我”将往事复盘的起点定位于他曾经的生活场域。小说切换回六十年代的温州老城西郭外，镜头拉近至坐在瓯江边寻找商机的陈渠来。他扎进街办工厂暗自逐利，受命必须安置好刺头“李秀成”。“涂鸦”之人的画像从此处落笔，“江边雀”——战斗英雄——机床厂工人形成三组由“他述”平涂的模块。石银池出场了，他是南下干部，可就因其随机决定，一名叫“李秀成”的普通工人，全家“被下放”文成县，“我”据此抽出了“涂鸦”谜案的主线。李秀成偏执地抵抗命运安排，展示出“战斗者”的破釜沉舟，不惜采取各种极端方式扭转“被指定”的结局，写标语——“石银池入土匪”即为其最得意之作。第三个叙述者是陈渠来的朋友老裘，由他补叙陈渠来如何劝服李秀成落户街道厂，及两人如何就作坊生产达成协商，共同跟住了温州第一波私营经济发展。同时，他引入老单，插叙李秀成的两幕家庭悲剧（妻子抛家/女儿横死），揭示他能屡次在困厄中存活的心理动因。石银池的命运如何？第四个叙述者由石春兰（转述自石银池）担任。她补叙石家因“石银池入土匪”而承受的波及两代人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其怨念之重反衬出李秀成的执念之深。偶然的“涂鸦”事件，时代任其持续发酵，升腾为一场风暴，全面锁住陈渠来、李秀成、石银池、老单等人的人生，而风暴中心的“石银池入土匪”，不断向外扩散、向内钻探，渐渐隐入改革的浪潮和记忆的无限。
 
　　《涂鸦》是一部讲究叙事技巧的作品，补叙、倒叙、插叙、预叙糅合一体。从布局看，陈河运用了对比性复调，四位叙述者是四条独立的旋律线，有机叠置，构成多声部和声的故事形态。从细节看，他采用平涂与叠加相结合的叙事方法，一方面在“涂鸦”事件的追忆框中先平涂出施事者“李秀成”，另一方面由家庭/社会架构两重视角，叠加出“不在场”的“李秀成”。他是既定秩序中的爆炸性元素，印刻于文本的“反骨”体质是“倒挂眉型”的固执和“左手摇车床”的漫不经心。我认为这是陈河的一次创作新尝试，在《涂鸦》里全然借助侧面描写的途径，即以他人经历，令人物存在；以他人言语，令人物鲜活。《沙捞越战事》《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都是从直接正面描写聚焦主人公。值得注意的是，“我”“陈渠来”“老裘”“石春兰”四人部分，互相之间形成有序衔接，只讲述个人最精确的那部分回忆，谁也没有推翻他人的陈述，反而不断强化或者佐证对方提供信息的有效性。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交错，产生一种叙事诱惑，不断牵引读者在虚实交错的世相中穿行。一个灵活、执拗、勤劳、狡黠的李秀成一点点丰富起来，“石银池入土匪”的前因后果也得出一幅完整拼图。小说关注温州的草根创业者，但他们没有卸下陈河小说一贯的“硬汉精神”，他一直从三个维度建立“陈河作品”辨识度：扎实的史料研究、主人公皆不甘心一成不变的生活、传奇性与英雄性的题材自觉。
 
　　除了破解温州城的“涂鸦”，小说埋设着另一条重要伏线：“温州模式”。陈渠来与李秀成展示民营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即官方和民间，两股合力指向温州家庭化经济形式的初始形态。陈渠来成长于打索巷，它既是温州的交通枢纽，又是商品交易中心，永嘉山底西溪流域的山民（乡）与城市居民（城）在此聚集，山民卖土特产换取生活必需品带动了周边商业。陈渠来瞄准“防风煤球炉”的潜在商机，果断以街道公社名义成立街办工厂，获取当地政府庇护。1977年，他大胆接下加工一批车床件的“异地业务”，顾虑重重地扑向巨大的经济收益。李秀成从国营厂退回街道厂时，坚持要一台车床，他比陈渠来更果决地愿意“单干”，地下作坊式生产及销售模式，将其培养为“磨具大王”。风云突变，李秀成逃往内蒙古，毅然以鄂尔多斯为基地维护生意圈，一方面与东三省老客户开展业务，一方面继续投放乐清订单。应该说，创业的成功与失败，并非是其个人意识问题或者能力问题，而是改革试水期，政府和市场还未能给予民间个体经济充分的成长空间和充足的发展条件。陈河在小说中已经触及到温州人及温州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但他没有在中篇体量内着墨太多，他还是选择稳定住“人”的叙事重心。此后温州家庭作坊式经济体的繁殖和扩展，我们倒是可以从温州人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中获取相关信息。“浙江村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通过每个人的相互连接、重叠的小网络撮合和扩展，它有很强的平面发展能力，却没有被组织的基础。”（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96页。）李秀成作坊具备平面发展理念，体现出“关系丛”的雏形，它是人组织和运用的结果，其概念强调行动者对关系的认知、把握和计算能力。（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19页。）
 
　　“落魄的人生，就这么完蛋了吗？别胡说了！喂，站起来！”“彩虹合唱团”于2021年推出的“站起来”，献给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创业者，刻画先行者正面迎击挑战的胆略与勇气。黑暗的仓库角落，李秀成，叼着一根香烟，左手握着断线钳，慢慢地剪着钢筋头，神秘、静默且从容的情境感由黑暗和光亮的交替在引生，披露了海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的新动向，陈河有准备在后续新作中将温州人作为一个历史主体来思考，提供“路在脚下，站起来”的温州经验。
 
来源：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戴瑶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906/c404030-32219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