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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故土的招魂之音

阿甲2020-05-28 19:32:53
守望故土的招魂之音
——李明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蠡评
阿 甲
 
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大潮中,传统村落正在塌陷。乡土社会的解体,人文价值的衰落,正在成为触目惊心的景观,而“故乡”的消失,身体和心灵“胞衣之地”的流失,导致的传统价值尺度的位移和内心失落及阵痛,正在成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长期生活在河湟谷地的李明华是继王文泸、井石、陈元魁等之后青海乡土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通过他的长期坚持和努力,印证了“河湟文学”的河床不是枯竭了,而是还在继续精神饱满地流淌着,也印证了能够产生好作品的可能性。他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家园回望中的诗性书写,还是“现代化”进程中河湟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刻体察,都每每让人掩卷沉思,让人惊叹于作者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和无法排遣的“深广忧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相继创作了《默默的河》《夜》《泼烦》《马兰花》《冰沟》等多部长篇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他用饱满的情思、透达的文字极力贴近乡村生活的根底,勘察了一个长时段内农村生活的严酷现状,这既是献给即将消失的乡土文明最后的“挽歌”,也是对日益远去的“故乡”的一次 “招魂”之礼,更是李明华对正在消散和已经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一次盛大而壮烈的招魂。其情也真,其寄也深。他对传统人文情怀的孜孜坚守,有让人泪涌的力量。
是的,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承担,让人们从功利转入审美,从物质转入精神,从事件外部转入心灵,从浮躁转入沉静,从行动转入沉思,回望、对照、沉潜,最大可能地接近原乡和生命本意,在缓慢中整理人生,在缓慢中叙述“河湟”故事,传达着一个作家对那一方土地、对岁月的理解和打量。
他的身上当然也就无法例外地缠绕着一种用任何利器也难以割断的乡土情结(井石语)。他站在裸露着无数彩陶的河谷台地上,悉心观望着父兄们在太阳的强光下挥汗劳作的背影,体验着农家庄廓院里那些呵斥鸡狗猪羊的主妇们洋溢在脸上的笑意,聆听着以这一切为背景的家乡从遥远的过去朝今天走来的或沉重或欢愉的脚步声。
 
一、乡土社会的“深度”:农耕文明的落日余晖里    
“乡愁”是人类文明中最朴素的情感,也是高贵的情感。
青海河湟谷地是青海主要的农业聚集地,先民们一代代刀耕火种,薪火相传,在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次碰撞与融合中,在与严峻自然环境的对峙与和解中,形成了地域特征特别独特的“河湟文化圈”,它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尊崇孔孟之道,一直有“诗书继世,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保留着“进退有据、礼数悉备”的各种规矩。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边地的游牧文化和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及其信仰也杂陈其间,因此文化形态上又有着一种“混血”的意味,他们既尊崇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美德,还对各路神灵充满敬畏之心。
但在近世百余年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在动荡时局,战火兵燹,各类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在“新时期”三四十年,“工业文明”长驱直入,“城镇化”进程紧锣密鼓,随着土地的流转和征迁,生存方式和观念的改变,民俗民风的变异,传承已久的河湟农耕文化体系正处于巨变和消解之中。这既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家园丧失、覆没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裹挟下,一种文明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变迁的阵痛过程,这种“千年未有之巨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区域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强调:“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新的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都更加影响深远”。
对于一个有着美好乡村童年记忆的人,一个对古老文明怀有虔敬之心的人,这种变迁显得那么痛心疾首,五味杂陈。
李明华的长篇小说《泼烦》,通过一个下乡挂职的“村干部”的视角,对当下的农村生活进行了谨慎谨微的揣度和审视。小说叙事中“挂职村干部”这一视角很智慧,因为安排“挂职”,所以要深入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作为副村长的“我”被轮流安排到农户家中吃“派饭”,“我”也借此触及到了貌似平静的农村生活中暗含的隐秘和种种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是“挂职”,所以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对桃花乡千户台村的生活有一种冷峻的从外部的打量,有一种越出“乡村事件”之外的清醒反思。小说中“我”作为一名县里派驻到桃花乡千户台进行挂职的基层干部,在琐碎的乡村日常生活中看到、触到了乡村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如村支部书记刘天来滥用职权,大搞权色交易;屠夫王马达为了赔偿款没日没夜地开荒地,妻子却跟别的男人跑了;王家大爷去世后,四个儿子相互推脱谁也不肯主动办丧事等。
《泼烦》解析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触目惊心的颓败,这些阳光下的阴影,由于细节的逼真、场景的饱满、文字的冷峻,有着一种倒春寒的意味,悲凉中透出隐隐的沉痛和温暖的阳光般的挽留。他的乡土变迁在桃花乡千户台村里展开,他的民俗风情有些迷茫和纷乱,他似乎更善于在不同人等的死亡和丧事里观察乡村的人情冷暖和事态变迁。在《泼烦》里他不厌其烦、破天荒地地写了农村的四次丧事,小说中白银香、王家大爷、五保户张家阿奶和村长四个人的死亡各不相同的背后,带出了当下乡村生活中平静表面下人心的浮躁不安,在现实利益面前的困惑迷茫等等的心灵现实。尤其在五保户张家阿奶的葬礼上,抬棺送葬的人和吹鼓手在入土为安的半道上停下来,要求丧官爷加价,这种“死人头上要红包”的行径是乡村民俗民风中出现的“崭新”景观,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时风正在把乡村社会最后的那点淳朴善良如此残酷地卷走了,留给人们的是长叹和反思。正如作者所言:“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显而易见的是,一生为村里人操碎了心的村长之死,李明华却安排了一场盛大而壮观的丧事场面,作者甚至安排了一场瑞雪兆丰年的纷纷扬扬的大雪,因而在农耕文明的落日余晖里那种“挽歌”和留恋的情调就更加的浓烈,乡愁意味也就更加铭心。
《马兰花》是献给河湟地区“母亲”的一曲准备充足、抒情饱满、诗意昂然的赞歌。小说以抒情写意的笔调,显示着乡土的人性之美,比较宁静,缺少一个个大的冲突,从总体上流露出一种对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是一种沉重的文化怀旧情绪,是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河湟谷地乡土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期许的怀乡小说在表面不动声色的牧歌声中,流露着一些淡淡的哀怨。
以作者的话说:“故事里有我母亲的印记,却找不到我母亲的影子,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这是生活在河湟谷地上每一个爱过恨过笑过死过的和正在活着的女性。”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马兰花”生命中主要的几个事件作为结构小说的叙事线索,行云流水地引出了“马兰花”智慧、坎坷而艰难的一生。主人公马兰花作为一个家境较好的木匠家的姑娘,在时代的裹挟中她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瘸子李解放,就是这样一个瘦弱的女人,却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一次次帮着这个家庭度过了生死难关。她智慧伶俐,不畏强权,她的极力争取,一次一次改变了枫洼村婆家的许多陈规陋习,如为生产队里的残疾人获得了和正常人一样的劳动工分待遇,如她割麦子的方法和“袖珍麦捆”被广泛推广并成为公社的劳模等。她会嫁接果树、劁猪,在饥馑的年月里,她牺牲了自己的名声,让一家人免于挨饿,从此背上了“偷嫂”的骂名。她还用自已的“生存哲学”把四个儿女培养成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充满了远见卓识,有着“偷嫂”骂名的马兰花在李明华温暖的牧歌般的笔触下反而放射出人性的光芒。小说给予人们的希望和力量也在于此。
这是一部“还愿”之作,整部小说情感饱满,光彩四溢,其中《迷人的香气》《日饱》等篇章书写“荒年”饿肚子的经历和生产队开大会“马兰花”被“陪斗”的经历尤其生动精彩,看似轻松的叙述背后,潜藏着人性的扭曲和苦难的泪水,有感人肺腑的力量,饱含了作者对辛劳一生的“河湟母亲”的深沉情感和温馨的人文关照。
《冰沟》是李明华沉潜多年,创作的一部令人震撼的大作,小说近一百万字的篇幅,这部小说以河湟地区冰沟成氏家族几代人的遭际和百年的兴衰,讲述了冰沟成氏家族由兴盛走向衰败,最后在工业化进程中消失的凄惨命运。整部小说以九十六岁的成家老奶奶看似混乱其实充满智慧的叙说中以回忆的形式徐徐展开,小说紧贴着一代又一代人物的命运去写,在娓娓道来中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家气度。这部小说容量极大,几乎囊括了一百多年来跟河湟地区与农耕生活有关的,关于地域的、时代的、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知识,这既是一个大家族的命运之作,也是一部河湟人百年遭际的反思之作,更是一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衰退消亡的警醒之作。正如作者所说的:“与冰沟一同消失的不是地理和区域意义上的一景一物、一山一水、一乡一村的消失,是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深蒂固的坚守的消失,是传统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怀的消失,是道德底线的缺失,贪婪和欲望厚颜无耻地膨胀,勤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奢望。”
当下小说创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短板,就是原生的生活经验积累不够,深入不够,由于教育的深化和各类现代知识的普及,在开阔了作家写作视野和写作手法多样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真正的原生生活经验的某种遮蔽和漠视。许多急功近利的小说家的创作往往从知识和观念开始,由于没有从原汁原味的“生活”中真正贴近去、扎进去、泡进去,所以很难真正抵达小说人物的“内心”,更不可能抵达生活“真实”。许多作家写的作品像一个旅游“观光客”敷浅的印象记,缺少来自生活本身的“温度”和“现场感”。当下小说创作中更大的一个缺失是,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根本触及不到人物、事件背后的真正的“核”,没有反思生活,深掘“生活”内部的文化教习、时代经历对一个人物当下生活影响的能力。更多的是空穴来风,天马行空,忽略了人物、事件的经历、命运和文化处境,每一个人物的举止言谈里缺少时代变迁、命运交错的“历史”感,语言的交响和狂欢中缺少生活的真实和厚重。
在体察生活的深度上,李明华是非常优秀的,他不仅善于观察生活,还勤于思考。当下的一大批中国作家都在书写“乡愁”,书写故土的消失,家园不在的哀痛。的确,这一主题也从来没有像如今时代这样尖锐过,但大部分作家往往停留在“工业文明”和“城镇化”进程对传统乡土社会的蚕食,对传统人文价值的颠覆这一层面上。很少有作家将这一反思的维度延伸到整个“现代性”兴起的开端,延伸到“乡绅社会”逐渐解体的时刻。这需要罕见的洞察力和“长时段”反思和考量社会文化变迁的能力,在这点上李明华恰恰具有非常惊人的洞察力。当然,他的这种洞识不是从大量史料的勘察和理论研究中得到的很明晰的一种观念认知,而是来源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真正的“贴近”,他从日常的人伦遭际的“贴近”中看到了深远“历史”的投射,在对乡土过往“历史”的“贴近”中,触及到了那种变迁之因。传统乡土社会及其人文价值观的衰落,不是从“城镇化”开始的,也不是从“工业文明”的兴起开始的,而是从一种稳固的乡土价值秩序被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规划改造所割裂开始的。这一消解的过程,只是在现今“商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变得更为剧烈更为迅捷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比起意识形态的改造更具有破坏力,也更为彻底。
 
二、 “宽度”与“厚度”:生活经验在书写中的拓展
任何一个时代,有根的文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文学的根就是生活,有生活的文学才有生气。李明华善于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素材,长期在河湟谷地的农村生活,让他熟悉农村的一点一滴、一草一木,甚至鸟语花香也带着乡土的气息。他的生活经验特别宽广深厚,他的小说创作有一种少见的源于生活的“宽度”和“厚度”。生活本身的模样远比任何个人的想象更为复杂、丰富、甚至荒诞,一个尊重生活的作家,心牵他人冷暖的作家,生活往往也会对他报以丰厚的回馈。李明华便是如此。
李明华的小说中有对民风民俗的展示,一看就不是帖上去的,有一种肉长在骨头上的那种肌里相融的切贴感。像婚丧嫁娶风俗中繁复的礼仪程式,他熟稔于心,包括各类大的礼仪场景中人物群体的各类表现,甚至复杂的心理活动,他都有细微的观察和揣度,有着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比如在长篇小说《泼烦》王家大爷的丧事里,对四个儿子、阴阳、吹响、丧官等的心理拿捏,李明华就像他们肚子里的虫子一样。他的小说中还大量出现对日常生活场景、动物、植物、自然风物的描摹,如一头猪,一只鸡,一头驴,一匹马,一片土地,一座山,一阵风,一个月夜,一缕清晨的阳光等,这些时不时出现的“闲笔”,鲜活生动,形象传神,使人身临其境。但更重要的是“闲笔不闲”,它们往往跟人物内心的活动、跟某类事件有关联、有暗示,这些段落往往能很好地起到衬托氛围和深化主题的作用。他的作品密集地展现了春种、秋收、打碾、狩猎、祭祖、木工做活、社火调演、社员开会、政治学习的乡村生活场景,使作品显得有血有肉,充满着来源于生活的烟火气,读起来亲切感人。
李明华的作品中还保留和还原了青海河湟谷地乡土生活特殊的历史记忆,如《冰沟》中成稼茂去陕西、甘肃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如乡绅地主“荒年”里放“舍饭”的壮观场景,如河湟山区里乡绅修祠堂、办学堂时地怎么选、梁怎么上,先生怎么请,都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仪式感,如“耧摆”这一农具进入青海东部农村农业生产的经历。再如《马兰花》中“吃食堂”“大饥荒”的历史经历,《泼烦》中抓农村计划生育超生妇女的历史经历。这些饱满的乡土生活经验为李明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生活素材,同时也为一个世纪以来河湟农村生活那些特殊经历留下了重要的文献史料。这些经历,这些创作之前相关资料的搜集考证,使他在小说中书写乡村生活时,显得内容详实、史料丰赡,行文游刃有余。他很像乡里的一个贤达的“贤书”,看了他的小说,就知道肚子里装着许多东西,在表现乡村生活的题材时不是捉襟见肘,不是“挤牙膏”,而是在取舍上信手拈来,显得绰绰有余。
李明华几部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小说人物塑造的高度重视,在典型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上一刀一刻显得尤为“用力”,这是对生活素材进行过滤提纯的结果,这在现今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不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们已经将此当作过时的理论,转而直奔主题了,但过往的文学史证明,小说创作中真正深入人心,传之持久的,还是那些“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鲁迅的“阿Q”,沈从文的“翠翠”,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方鸿渐”,赵树理的“二诸葛”“三仙姑”。实事证明,长篇小说从“人物”出发和从“情节”出发,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从“人物”出发,才会有小说人物的经历、成长、和变化,才会有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从“人物”出发,才会获得饱满的“结构”,因为一个“典型人物”的背后,承载的恰恰是整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典型人物”使小说获得一种深广的“历史景深”,才能使“一百个读者的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文学效应。这一点在李明华的小说创作中成为了一种自觉,以长篇小说《马兰花》为例,不仅主人公马兰花的智慧和坚韧让人过目难忘,而其他一系列附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李七斤”的小气,“老顽头”的诡诈,“石娃子”的朴实,张大炮的精明和守职,随身佩戴“公章”的“王连兄”的愚忠,贫协主席王老五的无知,也特征分明,栩栩如生。
李明华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叙事的侧重点和主旨各不相同,小说叙事时间的处理上也极具匠心。
长篇小说《泼烦》是一个挂职村干部近半年左右的时间长度,因此侧重于“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小说叙事。作品通过几个村庄中发生的“集体事件”将乡村生活的惊人内核暴露了出来,这好比是“带着镣铐跳舞”,需要在狭小的舞台上跳出大动作的高超写实能力,以及对大事件、大场面的良好把控能力。
而长篇小说《马兰花》的叙事时间则是一个农村妇女一生的时间长度,从马兰花出嫁、生孩子到从事农业生产,渡过大饥荒,推动小说实际往前行走的是围绕着马兰花的其他一组“人物序列”。这一系列的“人物”原型像一个个“桩”撑起了整部小说的骨架,通过介绍人物生平来龙去脉,把更大的生活容量和历史场景徐徐带动起来,使小说一下子结实了,有了一种厚重感。这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下过大工夫的作家,书写长篇小说时的一种优势。这部小说中的《迷人的香气》《两颗会唱歌的南瓜》《屁股蛋上的“公章”》等篇章可以单独拿出来当做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
长篇小说《冰沟》的时间跨度则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变迁,时间跨度大,人物繁杂众多,这一类作品很容易在人物事件的中心叙事的汪洋大海中,“淹没”一个个场景和细节描写,变成冗长而乏味的“讲故事”小说,或“民间故事会”小说,生活经验不足的小说家往往会迫不及待地想把“故事”讲清楚,讲完,最后导致作品单薄、干瘪,格局狭小。而李明华很聪明地选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视角,长篇小说《冰沟》以成氏家族九十六岁老奶奶看似癫钝的追忆将整部小说贯穿起来,小说虽然也是贴着中心人物的命运去写,但成家老奶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会儿在讲事情,一会儿在讲自己的感受,这种叙事处理让整部小说缓慢了下来,饱满立体了起来,像十几条小溪缓缓朝着一条主河道的方向汇集,在从容不迫中尽显磅礴,在娓娓道来之中极尽风致。
李明华这三部小说处理题材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差异巨大,这种不断给自己设置“写作难度”,不断挑战自己“写作惯性”的小说创作,是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的自我期许,既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对文学艺术的尊重,让人心生敬佩。
 
三、亦俗亦雅亦庄亦谐的语言追求
通览李明华小说创作,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他以一个作家的文化良知真实生动地记录着河湟这片故土的历史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思着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命运遭际,跟他们一起煎熬着、忍耐着,心系着他们的冷暖,在对一种传统乡土伦理的坚守中,在对乡土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怀的温情和善意的回望中,记录下自己心头的爱与恨,并在多年的创作和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
李明华的小说写作,很早就有一种语言上的自觉和高要求,在多年的勤奋砺练和熔铸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小说语言的包容性和精炼程度都要高出许许多多的乡土作家,他信手拈来的语言和滔滔不绝的叙事能力,是多年勤奋写作和着力探索、反复磨炼的结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李明华这样如同一个工匠对待手里的活儿一样对待语言了,也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守着一盏不灭的心灯守望他心目中的“河湟”故土,当然,更没有人耐心地去从童年的记忆中打捞流年的碎影,点亮人们的心灯。是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能从世道人心着眼,从人文传承着眼去唱遥远的歌谣,舍得把脚步放慢再放慢,让缓慢优美的文字流淌成乡愁。
李明华的语言大致梳理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精微的生活感受力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这一点在李明华的小说中非常突出,他是个生活的“有心人”,观察生活特别深入仔细,往往善于用精微的细节描写凸显人物性格。
例如《马兰花》中写“李七斤”的吝啬小气,说他有个外号叫“肚子疼”,拉屎撒尿的时候要焦急地跑回自己家地里,怕浪费,更为讲究的是他的“放屁”:“他肚子里的臭屁即将走出屁眼的时候,就立马蹲下身来,把自己的裤腿用冰草扎紧了,缓缓地小心谨慎地把屁放出去,然后夹紧屁眼,把屁轻轻带回家里,急匆匆走进圈里(那时农家的厕所不叫厕所,叫圈)。他就立马解开裤腿,使劲抖动着肥大的裆裤,把屁从裤腿里一丝不落地抖出来。抖了一遍,怕没有抖干净,再抖一次,把鼻子伸进肥大的裤腰里嗅了嗅,没有一点儿臭味,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第一章)这样的细腻而夸张的细节描写让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再比如《泼烦》中写王村长“第一次”吃方便面的经历,既好奇,又觉得好吃,但又不便直接说出来,“我煮了一碗给他。起初,他先抿一口汤,抿了好几下,觉得有味,这才吃了一小口。吃一口,抬头看一眼我。吃到后来,就干脆稀哩糊涂哗啦哗啦地满口扒,扒出了风卷残云。完了,他咂咂嘴,又舔舔唇说:‘这东西还有一种怪味儿。’”使人忍俊不禁。《冰沟》中修建学堂时“成三多”骑着骡子去河州请木匠,在官厅要乘船过黄河,脑山里的骡子没见过船,惊恐之际不敢上船,最后渡口的船家“有办法”让骡子上了船。这样的小说细节,如果没有对生活细微的观察,没有在生活中真正经历过,是不可能触及到的。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描写充满了细微的观察和原生态的情状,而不是坐在写字楼里随心所欲地编小说。
还比如《冰沟》中不露神色地描写大力士成壮壮惊人的饭量吓退一群土匪的情节。李明华不急着要表明大力士成壮壮的力气有多大,只是不露声色地描写成壮壮不慌不忙吃完了十六个馒头,冗长地打了一个饱嗝,一只手提起了碾场的石磙。这就足够了。
这一点也是李明华小说“耐看”的一大优势。即便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的叙述一点也不着急,他的语言一点也不粗糙。
2、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当代作家中,最先由写诗或写散文开始的这样一些作家,后来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转向小说写作后,在小说语言的把控和对生活细节的感受力上往往优于只从事单一的小说叙事的小说家。李明华早年有写诗和散文的经历,出版过散文诗集《家园之梦》和散文集《坐卧南凉》,这种写作的经历内化为一种语言运用中的高贵尺度,使他的小说叙述语言充满了鲜活感和生动性。
如小说《马兰花》中:“房檐的梯架上挂着一口白膛膛的猪,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第一章)
“昏暗的油灯下,马兰花的左手不停地把麦子捻进碾孔,右手熟练地转动着碾盘儿。…灰白色的面粉,从碾孔里丝丝缕缕地流淌出来,宛如酿成的酒水,宛如白雪和牛奶。那样亲切,那样柔滑,那样细嫩,那样绵长,那样动情。已经从炒麦变成炒面的麦子,这会儿完全打开了五谷的五脏六腑和生命的情感,宛如一群女孩围拢在一块儿,打开了端午节的香包儿。香味越来越浓,竟是那种从未有过的清香。”(第六章)。
再如小说《泼烦》中写秋收:“这是一个连山里的老鼠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季节,每一个庄稼人都如火如荼忙碌着一年的收成,连那些旱场上的电灯泡都累得稀里糊涂,让灰土包裹得明明灭灭。”(第十三章)
写刘老汉家儿媳妇超生,被当场逮住要交罚款时:“刘老汉绝望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光,他一下疲软地蹲在向阳的北房台基上,双手抱住了头。他的头勾得很低,差一点勾到自己的裤裆里了。它像一堆被农村女人遗弃的千窟窿万眼睛的破棉絮,扔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一天天被彻底遗忘,一天天污头垢面。”而要充当罚款的粮食即将拉走时,“手扶拖拉机发出了暴跳如雷的声音。”(第二十章)
精准的叙述语言往往达到了抒情和提升主题的效果。
3、本土方言、俗语、谚语,包括“红色经典”话语的灵活运用
如果说小说语言的诗性化是语言运用尺度上趋雅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李明华小说中大量青海本土方言、俗语、谚语的恰当而灵活的运用,在文本中产生了一种“戏谑”的狂欢效果,产生了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凸显了乡村生活原汁原味的情状,使作品贴近生活原貌,更接地气,打上了本土印记。
 如本土方言、俗语、谚语的运用:“花椒树上你甭上,上去时扎手哩;庄子里到了你甭唱,唱了是打嘴哩。” (意为在村庄里不能唱男欢女爱的“花儿” “少年”)“毡匠家里遛精炕,阴阳家里鬼上墙。” (意为天天做物件的人家里反而没有自己使用的东西) “人活脸,树活皮,人不要脸赛过驴。”“再大的麦子要从磨眼里下。”等(意为凡事总有解决的方法)
如“红色经典”话语的灵活运用,《泼烦》中乡长领着一干人去抓超生户时,乡长指示:“看看吧,那些革命历史片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进村他们早得到了消息,这肯定受了《鸡毛信》之类的启发。同志们呀,千万不要认为那些千锤百炼的红色经典过时了,也千万不能低估了那些放羊挡牲口的老人,别看他们一个个老态十足表情木木的,他们的一个眼神说不定就能扭转乾坤,他们才是新时期活学活用最优秀的特工。我们要放下架子,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4、“花儿”的“嵌入”和河湟曲艺文本的转化
在河湟谷地,“花儿”深入人心,但“花儿”在表达人的情感方面(尤其是男女之情方面)很直接,也很过瘾,运用的好的时候,有神奇的效果;用不好,就会有一种贴上去的感觉,味同嚼蜡。李明华的几部小说中都有大量的“花儿”“嵌入”到文本中,许多地方用的极为巧妙、得体,有情景交融的奇效。 
李明华的小说语言中还有许多从河湟曲艺中转换过去的东西,也极为精彩,如《泼烦》其中有一段写天宝母亲骂人,“她的叫骂十分有韵律,像唱民谣,她的叫骂底气十足,直骂得天昏地暗路断人稀,直骂得行人不敢抬头牲畜们绕道而行,直骂得秋天的雀鸟们哑口无言,使出蛮劲在她的头顶上飞了过去。”
柱儿失踪后,他老母亲的呼喊声,“她的喊声宛如凄风冷雨,在山梁上化成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她把手做成一个半喇叭形状放在口上,声音传得远远的,飘飘的,一直喊到人们吃过晚饭的时候,喊得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心里一阵毛骨悚然,喊得胆儿小的女人不敢独自上厕所,喊得娃们不敢独自写作业,赶紧钻进被窝里,在一阵恶梦中入睡。”其句式就是从曲艺文字中转化来的。
 
四、为河湟立传的“史家胸襟”
中华文明中历来有“重史”“崇史”的传统,史书在中国古代有着崇高的地位,国人在史书中,读时代的兴废,家国的存亡,历史人物的生死悲欢,这其中有评价忠奸善恶的道德尺度在,有评价人格气节的价值判断在,因此国人对历史掌故的嗜好历千载而兴味不减。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逐步消解,郑重“修史”的传统逐渐衰落,但“史”的精神却在“新文学”的创作中,尤其是散文、小说创作中暗暗承袭了下来。梁启超甚至对“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画面为纬”的“社会史”式的小说给予了厚望,认为是“启民心智,改造社会”的利器。正如北大陈平原教授在谈及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所言及:“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致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崇史”的倾向,在白话小说百余年的发展中,使现代小说更多地侧重于“家国”“历史”“人伦”的书写这一维度上,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新文学中无法撼动的创作主流。百年来,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症候,揭示重大社会问题,关注焦点人物,思考人伦困境,构建文明共同体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文学作品介入时代、矫正时风,为民众发声的有力方式。
李明华的小说创作,从整体倾向上看,也是对这一文学创作主流的自觉倾近,自觉地倾向于“家国”“历史”“人伦”的书写这一维度,是从宏观视野里对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关注和眷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自觉地承担了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有着“补正史之阙”的雄心抱负在,具有一个作家担当时代良知品格和意义。从《泼烦》中对当下生活现状的审视和批判,到《马兰花》中河湟地区农村妇女近半个世纪命运的敞亮与反思,再到《冰沟》这样的关照农村百年兴废的大作,他以“小人物表现大时代”的创作取向,着力还原着河湟地区乡土经典生活的原貌,追摩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为河湟乡土立传,为湮失的古老文明招魂,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良知和社会担当,有唤醒记忆和反思现代文明的力量。
他的小说写作,生活经验丰厚,情感饱满。他丰厚的史地、民俗、乡土的知识,都充满了根性,他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人的悲辛的关爱,使他的写作获得了相应的“宽度”和“厚度”,充满了“博爱”的胸怀,许多作品,有着关乎自身命运的尖锐痛感,有着对造物生灵,对挣扎于尘世社会的民众的悲悯之情,作品有着真正来自于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经验的“肉身骨骼”。
基于他作品的吁请和召唤,我们也深深的反观着自身的心灵处境,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警醒:我们不能等到“毒土壤”“毒空气”“毒水”把一代人毁掉之后,再去反思发展的代价;我们不能等到“故土”彻底消失之后,再用GDP,用金钱去建构一个虚拟的“故乡”;同样,我们不能等到没有生存的“立足之地”时,才想到自己麻木、怯懦、苟活的一生。
 

【作者简介】阿甲,青藏铁路职工,70后青年诗人。长期致力于现代汉语诗歌创作及文艺理论研究,出版诗集《雪上的日子(1997—2010年诗选)》,编辑合著有“人文晚生代文丛”《断念之后》《失重的思想史》;作品曾获第三届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一等奖、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批评奖三等奖、第三届青海书学理论奖、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等。现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第七届委员,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策  划:青海省作家协会
                   组  稿:海东市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