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循环”与“变形圆周”

 
　　“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虽说他消失了，但我几乎每日都可从他身边路过。”
 
　　这是渡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中的句子。
 
　　“药片们长年累月在这里打仗，蹄子猛踢，它们永远无法得到任何银行的信任。只有头孢是安静的，它们偶尔会举办有计划的庆祝活动，大多数时间都在哈鲁娜的痛苦上安然入睡。”
 
　　这是渡澜《美好的一天》中的句子。
 
　　“我赤裸的身体是否得到了泥土的喜爱？自我皮肤的褶皱里，热烈的花儿开始舒展身体了。” 
 
　　这还是渡澜的句子。
 
　　这些句子让人惊讶。惊讶的理由有二：第一是这些句子闪耀着不俗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尤其是与当下汉语写作日益僵硬的语言成规相比；第二是这些句子出自一位二十来岁、还在读大学本科的青年写作者之手。后一种理由强化了前一种理由———人类出于本性地对超越时间限制的人事充满渴望和崇拜———并将“惊讶”进一步神秘化甚至是传奇化。在对渡澜最早的推介中，作家安宁的文章《文学新星渡澜的璀璨光芒》一文值得一读，这不仅因为安宁是渡澜的伯乐，更重要的是安宁对渡澜充满了真诚和恳切的爱，她毫不犹豫地用了“天才”的说法———要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回避“天才”这个词以及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挑战性和创造力。浪漫主义时代已然远去，在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利润秩序下，根据年代学的原则来分配象征资本成为惯例，因此，即使是作家和诗人也被行业化了，并日益遵循一整套熟悉的工业模式。我的意思是，安宁确实看到了渡澜作品的强烈的“异质性”———至于这种“异质性”是被放大还是放小了，还有待时间的观察。
 
　　迄今渡澜能够被我阅读到的全部作品如下：《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美好的一天》《坏脾气的新邻居》《昧火》《声音》《谅宥》《圆形和三角形》。这些作品显示了稳定的创作水准和互相关联的审美特征。大致说来，渡澜目前全部的作品都可视作是一种“变形记”———在气质和境界上更接近奥维德而不是卡夫卡。对于奥维德来说，变形是自然发生的，是自然、神和人共享的法则，也正是在这种变形中，世界无限接近于他初生的样子。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条不归之路，奥维德的变形则是一个圆，在每一个圆周上的点都是一次新生。这是渡澜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她以一种毫不造作的方式让笔下的人与物享有了平等的权利———生的权利、死的权利以及生活的权利———这来自于对一种可见的社会规则的蔑视和不以为然。也或者说，渡澜有一颗极端自由之心，她编织的是她的童话，在这个童话里，人的死亡不过是一次长长的呼吸，如果你听到了这呼吸，她虽死犹生，所以哈鲁娜死亡的那一天不是“难过的一天”而是“美好的一天”。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乌尼戈是何种造物？他是植物，是自然之子，是傻子，是不正常的流浪者，他也是美丽的男孩，无人收留的孤儿，它甚至是一阵风，最后“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这种“消失—抵抗消失—消失的实际不存在”构成了渡澜小说的“叙事循环”，这与奥维德的变形圆周何其相似，至少他们共享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自由的境界里，天地万物都是如此不分彼此地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可怜的“人类中心主义”才会刻意去划分界限，厘定标准，结果是多维丰富世界的逝去，贫瘠而真实的荒漠控制人类。
 
　　渡澜对于“静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在小说中借叙事者之口说：“万物变动不居，我却流连于霉变的静止，将自己置身于变化之外的居所，仿佛只要风停止吹拂，我就会因此凝固，丧失价值。”这自道之言有触目惊心的沧桑，与现实中的不谙世事的青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生命凝固的排斥，对丧失价值的担心，使得渡澜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始终处于一种“动”的状态，《美丽的一天》从物理时间上看不过是24小时，但小说里的人物却并没有被这物理时间所限制，而是不停地溢出时间，故事枝丫蔓延，就像森林里无边际的植被，完全不知道要长到哪里去。即使在被囚禁的状态，对生命原始的力的渴求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是被剧烈地放大了，《圆形和三角形》就在这种“抑制”和“张扬”之间角力。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小说的标题是两个符号———渡澜知道伽利略说过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一套数学符号吗？———但这并无关系，重要的是，三角形和圆形在稳定性上都象征着一种永恒。渡澜再次回到了她的小说叙事美学上———叙事循环，圆形正好是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我也同样惊讶地发现，渡澜的作品中有一个老练的让人疑窦丛生的叙事者，他（她）操控着娴熟的现代派叙事技巧：非因果、元叙述、拼接和蒙太奇。他（她）有时候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解释他（她）的写作，比如“以上故事我是用西里尔蒙古文写下的，接下来的故事我要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回鹘式蒙古文记录”。又比如“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你们完全可以尽情地将它同你们所知道的其他的任何一个故事进行各种纵向或是横向的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是寻找它们相互间的影响。但是，朋友们，它变幻莫测，你们很难在上面树立任何稳固的判断。我恳求你们莫要深入故事的最深处，千万不要因此陷入可怕的人类沉思之中。它或许会令你们感到恐怖不安，或许会令你们大声发笑。它也许是残酷的，也许是可笑的，但不管它代表着什么，都不要掉进它设下的陷阱，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微小尝试”。但我想对此表示一点小小的遗憾，与作品中对世界初生状态的想象和变形的可爱比起来，这一类的说教显得老套且无趣，它的存在会让人误以为青年渡澜的心中还活着一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已经过气了的先锋作家。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来与我并不认识的渡澜共勉，一句是我的一首截句诗：
 
　　“万物生长，又何曾顾及他人的眼光”；
 
　　一句是渡澜在自己的作品中说的：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刊于《草原》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杨庆祥，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分裂的想象》《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等；同时从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虚语》《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这些年，在人间》等，曾获“人民文学年度诗歌新锐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