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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澜的意义

赵卡草原2019-11-29 15:11
 
渡澜的意义
 
作者:赵卡
 
  从小说《美好的一天》看,作者渡澜书写的是反常的经验,比如,一只怀疑自己是一只鸡的鸟标本被放走了。再比如,20世纪的伟大发明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高压锅,另一个是骗子。在这篇小说里,讲述一种反常的秘密是一个作家的基本义务,如果我们追究一种正确的叙述伦理的话,你别指望渡澜的完备性逻辑了。
 
  我非故作惊人之语,截至目前,渡澜只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便在读者和她的师友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须论证,发现渡澜,就等于发现了内蒙古小说的另一副有魔力的景观面孔———佩索阿式的孤绝。我甚至认为,渡澜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横空出现,对内蒙古的文学生态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件。我作为一个读者,在此试图从渡澜的文本(映照出她的性格)入手,解读这一非常疯狂的行为是怎么发生的。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人们对内蒙古的小说印象一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将游牧、狩猎、农耕或革命的主题标签紧紧贴在内蒙古作家的身上以此来辨识,如果说内蒙古的小说被严重低估了未必是事实,但能拿得出手的确实不多,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扩展范围内,我从未惊讶过国内的小说家模仿肖洛霍夫、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或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但内蒙古的小说家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钟情于历史性题材,即使最好的状态下,也是某位内蒙古老作家强调过的回到巴尔扎克传统。但为什么不是回到塞万提斯传统呢?当然,对回到巴尔扎克(历史的书记员)传统这一传统观念,我并不惊讶,巴尔扎克当然是19 世纪伟大的小说家。
 
  之所以说发现渡澜,是因为渡澜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疑似病理学上的独特。将“渡澜现象”放在内蒙古这个大背景下考察,会让人有一种目睹天外来客的“寓言”的感觉,在直线时间观上,不可能性作为被叙事的主要元素放大了。在此之前,内蒙古的大多数小说应该说都属于无法与当下现实割裂开来的“大路货”(这话有点刻薄了),不知是否是“环境决定意识”这个理念在作祟。我们当然渴望一种不受既有认知限制的文本,甚至我们拒绝了各种解释,可能我们真正关心的恰恰是那种不能解释的神秘主义假设。比如:“格乐巴和巴尔思夫来看望哈鲁娜,却发现她冰冷冷地躺在床上。”这是渡澜的小说《美好的一天》第一句,梦魇般的场景,弥漫着时间、凉意和死亡气息,如果捂住作者名字,你会认为这是一位20世纪的拉丁美洲作家在写小说,有点像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或胡安·鲁尔福等等,可这真真切切是一个90后女性作家渡澜写的。这种在一百年前还显得极端的风格即使到了今天也让人猝不及防,让我突然想到卡夫卡《变形记》的第一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渡澜的叙事意识是现代的,语法是翻译体的,荒唐无稽的语言是寓言的。我打个比方,渡澜是在卡夫卡的草稿纸上作了一个她的记号,众所周知,卡夫卡有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段落,《变形记》的开头肯定位列其中。但渡澜最出色的表现不是叙述,包括她的其他几篇(已发表过的)小说,她将指鹿为马的反逻辑强化到了极致,因此,一部分依赖传统文学规约阅读的人对她有了不适感,另一部分人则欣喜若狂,我得说,将某种文本局限于话语伦理的范围内讨论,对渡澜明显不公平。

  渡澜不仅以缄默的身世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更重要的是几乎以一己之力(以一种能指的形式)有力地刷新了内蒙古小说的印象。在此之前,我见诸多人士撰文将渡澜的小说称之为“魔幻”,我无法苟同,“魔幻”一技乃作家于严酷审查制度环境下批判国家专制主义的利器,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布尔加科夫和部分拉美作家,以渡澜的年龄和经历,她主要在扩展语言的心灵感觉,政治对她犹如白纸一张。她的全部经验应该来自想象和阅读,然后天才地将一套书写规则分解为两到三种套路,比如故弄玄虚的悖论语式,或人工添加的异质混成,或令人烧脑难解的反讽,其单纯而不失犀利的叙事风格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发起了挑战。
 
  就目前渡澜面世的几个中短篇小说而言,我极感兴趣的也是渡澜与众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叙事、语言、修辞、结构和想象力上,尤其是她设计的对话,文本语言和用于日常交流的语言交替轮换,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玄机重重,充斥于小说的其余部分,甚至有炫技的嫌疑。渡澜的小说几乎没有故事,如果有人问渡澜的小说写了怎样一种故事我认为是对作者的不尊重,她的小说可以这样说,没有故事只有叙事,是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写作。当然,对小说而言,这应该是不够的,但我不能说好或不好。
 
  渡澜的小说在根本上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因为她已经足够好了,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对渡澜的写作主要是存有一种担忧。我想拿小说家残雪作为对照举例说明我的担忧,我觉得渡澜和残雪的路子有点近似,魔法师那类的。残雪的那个路子是疯狂的,关键是,残雪加持了哲学素养能控制住她的疯狂,而渡澜才刚起步,她在想象力修辞上的密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但她又如戴着透明的面具表演,所以她的小说有畸形的一面。
 
  渡澜在小说上表现出来的天赋被人赞为“天才”,这让我想到18世纪70年代德国兴起的一个崇尚“天才”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认为“天才”自洽和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社会和形而上学条件的限制”。渡澜的天才性表现是在场性的,她呈现在场之物时不用进行意指就获得了符号的展现,符号取代了物自体,此间语言高度质感化,不足之处是她封闭和简单了,缺乏细节和思索上的支撑。
 
  渡澜现在还在上学,她是一个理智的年轻小说家,她的蒙古族身份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具有辨识性的符号;或者说,在一部分人那里,渡澜对他们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期待,但渡澜的发展情况和其他蒙古族作家的发展情况大不相同,几乎不写太民族性的东西,她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民族性。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篇题为《阿根廷作家与传统》(1953)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说,“骆驼”一词在《古兰经》里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相信,没有多少地方色彩,照样可能做个阿根廷作家”。这恰是渡澜的天赋性的表现,她拒绝了被拔高的身份意识。
 
  如果说目前需要下一个肯定性结论的话,我坚决认为渡澜的小说主要在语言上建立了成就,在她的不为人所知的极限处,她从属于自己的相对弱势中获得了力量。正如德勒兹所言,“即使面对自己的语言,他也像个陌生人,他没有将别的语言同他的语言混杂起来,而是在他自己的语言中雕琢出了一门陌生的、预先并不存在的语言。让语言自己喊叫、口吃、嗫嚅、呢喃”。
 
  索莱尔斯认为,“一部作品如果不能引起应有的称赞,那将一无是处”。渡澜已经获得很多应有的称赞了,我们是否可以从渡澜的小说中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悖论对小说意味着什么?
  想象力和现实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小说语言如何获得力量?
  修辞的限度在哪里?
 
  刊于《草原》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赵卡,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
作品散见《草原》《钟山》《长江文艺》《大家》《山花》《花城》等刊物,现居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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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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