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临江门丁字口我家旁边有一家水烟铺，我小时经常坐在作坊门槛看制作水烟，常见两个伙计打着光胴胴，将烟叶铺在一大木框里，再一层层喷水，然后再铺一层烟叶，由此重复，待有半尺高就盖上木板，再在框边打楔子压紧到只有两、三寸厚再吊起，过一段时间待发出酒香时打开竖起，用木工样的小推刨在侧面刨，刨子兜里就刨出一簇簇金黄的烟丝。
女老板穿着叉开到大腿的旗袍，露出小腿上半透明的丝袜子，风姿万千地坐在铺子前，慢条斯理端着铜水烟壶，忽而“噗”地一声吹燃纸捻，点燃烟壶嘴里的烟丝，吐出一串一串烟圈，而且能够把后面的小烟圈从前面的小烟圈里穿过，那神情悠闲自得，把个烟铺烧的香烟缭绕。有人来买烟就拿出中药铺那样的象牙杆小秤几钱几两地称，然后倒在黄毛边纸上，再竖着兰指在麻绳上一绕就扎成捆，动作娴熟而又优雅。只要她在，门前总站着一堆男人，她不时地递出她的铜水烟壶交给那些男人吸上几口，还伸出玉指点击男人的手背，令男人丢魂失魄的，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女老板我们不知她的真名，因为她腰很细，走起路来像蛇在扭，大家叫她水蛇腰，有些大人说她是妖精，但我们小孩不知妖精是好是坏，总之很喜欢她，因为只要我们在她门口一站，她都要发饼干和糖果，闲时还领着我们做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
我们不知她是否有男人，一次、一个军人进去说了什么就走了，她立刻辞退俩个伙计关在铺子里大哭，渐渐地没有了声音，几天都不见她开门，我妈慌忙砸开门，见她已奄奄一息，我妈给她喂了米汤救活过来，才知道他男人是军统，被秘密派往敌占区执行任务，受伤后被敌人抓住拷打，但他始终没透露组织的半点秘密，最后被敌人喂了狼狗。自从，我们对她逐渐尊敬起来！
48年的时候物价飞涨，背一口袋钱出去买不到一口袋米，在这时候我得了猩红热，三天三夜不退烧，眼看我要死了，水蛇腰焦急万分，脱下她的金箍子，金耳环和玉镯子拿到街上的德国医生那里换了几针盘尼西林，我活过来了。
到49年11月下旬，时局紧张起来，一个被他男人掩护活下来的战友穿着军装来到水烟铺，他给她买了飞机票送来要带她走，她先坚决不走，那男人说：“为了我那死去的弟兄，我一定要带你走，因为我们走后这座城市将不复存在！”
她打了一个战栗，不再坚持，但坚决要到我家来告别，她见我弟弟很乖，她因没生育，考虑到了台湾没依靠，央求我妈把我弟弟抱给他，我妈有些舍不得，水蛇腰说：“过几年就会回来的，只是帮你养。”我妈犹豫中，她说：“我给你照个像留个吧。”接着就把我弟抱到精神堡（当时已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照了像，照像时我弟弟在水蛇腰怀中，侧向着像机，脸向下，手向前下方伸展，像要挣扎出她怀中，扑向精神堡梯坎下的母亲，可能正是这个动作，挽救了我的这个弟弟，当时我妈说：“让我再抱一下他。”不想我妈接过我弟就走，一边对水蛇腰说：“反正你还年轻，二天你自己生一个可靠些。”接着，她抱着我九弟再也不回头了，那军人不时地催她上飞机，她才悻悻然赶往机场。
那年12月初，早晨临江门有雾，我第一个跑到街上，见街上竟然没有几个人，再一看街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穿黄衣服的军人，从码头一直站到魁星楼，不久就见一串被解放军押着的旧政权没跑脱的那些人，听说里面还有特务，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我认出那是送水蛇腰走的那个男人。
那串人走完就见一群手拿小彩纸旗的学生从桥洞口下来，口里喊着口号，我也跟他们喊：“解放了，解放了！”
一段时间后，住在桥洞里的叫花子都被清理干净了，街上也显得清洁起来，街上天天都有人跳秧歌、莲花路、金钱杆的，还有划旱船、走高脚跷的，热闹得很，我们觉得硬是换了个天地，天天在像过节一样！
一个穿着红绸衣裤扭秧歌的女人抱起我，她正是水蛇腰，原来她也没走成。之后经过一些运动，她总说：“我不是坏人！”
我妈那时是居民委员，总是安慰她：“人民政府对没参加内战的抗战人员有政策，况你只是家属。”虽说她也受了一些委屈，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但总算过来了，她去世前眼睛一直盯着阁楼上一个箱子，我妈叫我把箱子拿下来，从中找出一张盖着人民政府大印的奖状，上书：“奖给人民卫士曹淑敏”，她看了抱着那奖状才瞑了目。
我妈猛想起解放初期一个风雨之夜，水蛇腰硬拉着她连夜上了公安局，第二天，就公安部队就从全城的下水道取出几十车炸药。
我妈猛叫了一声：“没有她就没有了我们！......”
原来正是她挽救了这座城市——她检举劝说了她那个男人的战友特务交出了他们在下水道埋下的爆炸装置，为这座山城平安完整回到人民手中立下了大功！
我妈含泪说：“只要亮出这本证书，什么事也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