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红色记忆

 
　　一提起红四方面军巴山女红军和巴山游击队，我便热血沸腾。
　　我虽然不是红二代，但却有着很深的红军情结。这源于我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当年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在我的家乡挥戈跃马、痛击白匪，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埋尸骨于大巴山的荒山野岭。八十年之后，巴中市人民政府在通江县王坪建造了一座世界最大的烈士陵园，存列了两万七千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骨。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根据地人民又把它叫做红色的土地。说起红色文化，我的家乡满山遍野都是红军文化，每座山、每棵树、每块石头上都记载着红军的传奇故事。一提起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根据地人民张嘴便可讲述一段红军故事，开口便可唱一首红军歌谣。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被迫撤出鄂豫皖，向西实行战略转移。1932年12月18日经陕南进入川北，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初，时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政委李先念带领1个团，在我的家乡南江县长池坝中魁山阻击川军田颂尧6个团的疯狂“围剿”。1933年2月25日，数倍于红军的敌人向红军发起三面围攻，成梯次冲锋，向中魁山倾泻大量的迫击炮弹。李先念不幸右臂和身体多处被炸伤，鲜血如注。但他却仍然坚守在战场上，用左手拿电话指挥了三天三夜的战斗，毙伤俘敌2700余人，取得了全线反“三路围攻”以来的一次最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在长池坝龙池书院养伤，当地群众非常关心李政委的健康，送腊肉、鸡蛋、麻饼，醪糟的络绎不绝。
　　我父亲何朗书在河里捉了不少鱼送到龙池书院给李先念补身子，门卫不让他进，争吵声中李先念闻讯走了出来，弄清争吵原因后，同意把鱼收下但却要付鱼钱，我父亲坚决不收钱，李先念说我们红军有铁的纪律，你不收钱就等于让我犯错误。父亲只好很不情愿地收下鱼钱，回到家中却遭到家人的指责，埋怨他不会办事，便给他出点子又送过两次鱼，偷偷把鱼从龙池书院大门扔进去，李先念让身边人员查了好久也查不出来是谁给他送的鱼。
　　警卫员从老乡家里买来一只鸡给李先念炖好端去让他吃，他却再三盘问这只鸡的来历，当确认已付给老乡钱了之后，便把身边工作人员全部召集起来，一起吃了那只鸡。
　　……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在长池坝战役中的失败，蒋介石又责令刘湘调遣田颁尧、杨森等数万人马继续围攻长池坝。红军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仗打得异常激烈。李先念虽在龙池书院养伤却情系战场，每天带着伤痛与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长赤县苏维埃主席徐如万一起商量扩红支前，肃清根据地反动敌对势力。此时红四方面军已创建了长赤县苏维埃政权，把长池坝的“池”字改为“赤”字，也就是要赤化长池坝的意思。  
　　前方战斗激烈，后方形势也十分严峻，各种地方反动武装相互勾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时地对长赤县苏维埃各级政权发动袭击，不少农会、工会、妇救会干部时常遭到敌特暗杀。此时正值插秧季节，反动民团却毒死老百姓的耕牛，放干老百姓冬水田里的水，目的是不让老百姓栽上秧，造成根据地恐慌和混乱。试图让红军断粮断炊，长池坝的老百姓已经家徒四壁，望田发愁。为了帮助根据地人民做好春耕生产工作，红11师决定兵分两路，由师长倪志亮带两个团继续追击白匪，一个团的兵力留下来帮助老百姓收水插秧，由李先念亲自指挥。张琴秋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保卫长赤县苏维埃红色政权，二是保卫红军医院一千多号红军伤病员，国民党反动派和各种地方反动武装一直对这两处虎视眈眈，妇女独立营不敢有半点闪失。　　　　　　　
　　当时长池坝的群众虽然动员起来了，但有的人受国民党的蒙骗较深，分了田还不敢插牌子。有的落后，还偷偷跟有钱人联络感情，态度摇摆不定。主要是反动民团近期在长池坝又死灰复燃，兴风作浪，神出鬼没，那儿放把火，这儿打几枪，威吓那些胆小的人不敢与苏维埃接近。李先念和张琴秋便配合长赤苏维埃召开公判大会，公开镇压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的士气。为解除反动民团对长赤县苏维埃政权造成严重威协，李先念又亲自指挥红32团和妇女独立营拔掉了反动民团这颗毒瘤。
　　红军医院就设在我家大院里，父亲参加了担架队，白天黑夜不停地运送红军伤病员，我母亲和村子里的妇女自觉组织起来救护红军伤病员。  
　　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伤员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上抬下来，屋里安置不下，屋外阶沿上、院坝里全部躺满了伤病员。 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因得罪了张国焘，被贬为红江县（今通江县红江镇）县委书记，后又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李先念率领的红11师进驻长池坝后，总部派张琴秋率领通江妇女独立营到长池坝配合红11师作战，主要任务是保卫长赤县苏维埃红色政权和红军医院。  
　　妇女独立营后来又扩建为妇女独立团，由张琴秋担任团长。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绝大部分都是通（江）、南（江）、巴（中）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川北地区命运最悲惨的童养媳。童养媳是川北地区的特产，广大妇女深受帝、官、封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苦难尤其深重。生活在极端贫困和文化极端封闭的山区，使那些正处花季的女孩子过早地经历了磨难。长池坝的女子劳力特别好，栽秧打谷、耕田犁地、背、挑、抬样样不比男人差。
　　她们中许多人不满十岁就被当作商品一样贩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成为受尽剥削和欺凌的童养媳。更有甚者，十七八岁的姑娘嫁给一个几岁的小丈夫当媳妇，实际上就是买来的一条牲口，孝敬公公婆婆，伺候小丈夫，煮饭喂猪，打柴割草，还要下地干农活，经常挨打挨骂，受尽苦难。  
　　这帮苦大仇深的女孩子在张琴秋的带领下，很快便成长为能文能武、能征惯战的红军女战士。她们火线抬担架、救护红军伤员，有时还直接拿起枪杆子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们每天轮流到医院为伤病员洗衣服、擦洗伤口、喂水喂饭，还为他们唱歌跳舞，慰问演出，我母亲便天天和这些英姿飒爽的巴山女红军们打交道。张琴秋也经常到红军医院来，母亲无数次领略了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
　　……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四方面军奉令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经总部研究决定，留下300余人枪组成留守阵地游击队，后又组成红军独立师，一度发展到1200余人。其任务就是镇守川北阵地，等待红四方面军北上打败日本鬼子回四川时才有落脚的地方。  
　　红军主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刘湘等国民党反动军阀纠合一起，拟定绥靖计划，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清剿。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共委员会”、“清共队”、“清乡军”、“侦缉队”、“检查所”等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和地主还乡团，对苏区人民和巴山游击队实行血腥镇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朝夕出入老百姓家里、深山老林里，进行惨无人道地大搜捕、大烧杀，寻找巴山游击队，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种，腥风血雨迅速笼罩着川北地区。  
　　面对险恶的形势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师长刘子才率独立师沉重地打击了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不但给勉县、褒城和南郑三县民团联防以摧毁性的打击，而且震慑了其他反动民团联防，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独立师军威大振，乘胜出击，给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以连续性反击，打一仗，胜一仗，反动民团闻风丧胆，豪绅地主惊恐万状。红军独立师在白岩河、西沟、旁上、大田坝和唐家坝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主动给红军送粮、送菜、送肉和送情报。要求参加红军独立师的人越来越多，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
　　正当游击队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刘子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违背陈昌浩政委交待任务时，反复强调要扩大到一个军，才能到坝下去的指示精神，错误地把独立师拉到陕南与国民党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打硬仗，前后不到半年时间，独立师便所剩无几。在最后一次恶战中，由独立师二营营长赵明恩率残部杀出重围，历经艰险重新回到大巴山上。一清点人数，原来的一千多人只剩下56人了。独立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刘子才所犯严重的左倾错误，宣布撤销他师长职务，到炊事班做饭。大会一致决定整编部队，将独立师改为巴山游击队，由赵明恩担任大队长。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赵明恩提出的“打陕安川，团结抗日”的战略方针。也就是以南江县北部桃园一带山区作为游击根据地，充分依靠根据地群众和原苏维埃的干部，来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南江地区的地方势力，与游击队合作，或者使之中立，以求得游击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主要打击陕西富豪，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赵明恩原属川东游击队王维舟的部下，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对打游击他是颇有经验。再加之他精读过“三国演义”，依葫芦画瓢，完全按照当年诸葛亮治军的那一套让巴山游击队重振旗鼓，很快便发展到七百多人，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里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赵明恩的游击队不仅与人民群众建了深厚的鱼水关系，而且还善于与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武装搞好统战关系，并达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相安无事，为巴山游击队的发展与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赵明恩在巴山游击队所在地桃园重镇成立了厘金局大力发展经济，以极大的优惠政策和武装保护措施，吸引川北、陕南的商人到那里经商做买卖，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我父亲十五岁便当了巴山背二哥，长年行走在大巴山崇山峻岭之间。把川北长池坝的桐油背到陕西汉中，然后再把那边的日用百货背回长池坝，往返行程一千多公里。背二哥日晒雨淋，餐风露宿，沿途道路凶险，稍有不慎便有掉下万丈深渊的危险，生活艰苦之程度自然不必细说。更可怕的是沿途经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轻者只是劫了背二哥的财物，重者连性命都难保。有一回父亲在去汉中的途中遇到一伙土匪，抢了他的财物不算，连身上的衣服都给拔了，只穿着一条短裤逃脱了性命。鉴于这种情况，巴山游击队便组织了一支护商队，用武装保护行商和运送货物的背二哥财产和生命安全，父亲经常为布商背布到巴山游击队大本营进行交易，跟赵明恩和刘子才都混熟了。
　　此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抗日。可是蒋介石死活不承认巴山游击队，诬蔑是土匪，连连下令剿灭。赵明恩带领英勇的巴山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与前来围剿的敌人巧妙周旋，昼伏夜出、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前后共粉碎敌人大大小小数百次围剿，打死打伤敌人数千余众，川北、陕南一带的地方武装一提起赵明恩的名字便闻风丧胆，根本就不敢跟游击队打照面。国民党只好派正规军进剿，但在大巴山那茫茫的原始森林里，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找不见，然而游击队却利用复杂而又熟悉的地形，在暗处不断地偷袭敌人，加之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随时通风报信和补充粮食弹药。敌人是正规部队，哪经得起这种长时间的蘑菇战，往往还没有与游击队正面交锋，便损兵折将，接二连三地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国民党却并不心甘失败，抽调驻防陕西的精锐部队289旅限期剿灭巴山游击队。289旅兵力多达七千多人，加上配合行动的地方武装总共一万多人，远远高出巴山游击队十多倍。敌人数量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凶极恶、老奸巨滑的李子猷把巴山游击队比作鱼，把周围的老百姓比作水；他要采取放水捉鱼的战术，把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全部赶下山，与巴山游击队彻底隔绝。然后对游击队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待游击队弹尽粮绝时，李子猷又派若干小股部队钻进深山赶鱼碰网。英勇的巴山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由于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全部破坏，又断绝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弹药、粮食和衣服成了严重问题。此时正是数九寒天，游击队战士还身穿夏天的单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饿了啃树皮，渴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分游击队战士不是与敌人交战而牺牲，而是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冻饿而死。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巴山游击队直属连连长管青山又叛变投敌，充当敌人的鹰犬，因为他全部掌握了巴山游击队秘密宿营地和行动规律，游击队走到哪敌人跟着哪，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除赵明恩、刘子才等极少数几个人突围脱险外，近千名游击队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赵明恩带着他的贴身警卫突出重围后，原计划返回老家达县拉队伍，重新组建巴山游击队。然而平时跟他最亲近的警卫员杨芝芳经受不起考验，认为游击队大势已去，便在突围后的第三天半夜里对赵明恩下了毒手，割下了他的头颅向敌人邀功请赏。
　　刘子才单枪匹马突出重围，经钢厂、青木关化装到勉县，转入汉中八里铺，买了九十多斤棉花，取道钢溪河、大核桃树、大河口、下两河口到我家乡南江县长池坝游击队员朱永安家，化名陈机匠，以纺纱织布为掩护。这位游击队员是半年前赵明恩见形势不妙，便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派遣他回到家乡潜伏，万一巴山游击队失败，便由他负责联络把失散的游击队员组织起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子才和朱永安不负赵明恩所托，很快便联络了三十多个失散的巴山游击队员，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他们要让李子猷知道，巴山游击队没有完。
　　半年之后，刘子才以为风声已过，便派姓朱的到县城打探消息，准备收集旧部，东山在起。那知朱永安在县城一露面，很快便被杨芝芳认了出来。此时杨芝芳已被李子猷提升为特务连连长，其任务是专门逮捕漏网在逃的巴山游击队成员。杨芝芳带人不露声色地跟踪，轻而易举地抓获了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
　　行刑这天正逢赶集，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来为刘子才送行，真可谓人山人海，把个刑场围得水泄不通。刘子才的目光在茫茫人海中竟认出了父亲，还笑眯眯地向父亲点了点头。行刑前，刘子才慷慨激昂地向老百姓进行演讲：
　　“乡亲们，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别看反动派的气烟暂时嚣张，但迟早是要灭亡的。请大家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我刘子才是一个犯过大错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此我遗恨终身。乡亲们，永别了，我刘子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群里不少人失声痛哭，就连我父亲这样的刚烈汉子也流下了难过的眼泪。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刘子才呼起口号，荷枪实弹的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威胁着呼口号的人，刑场一片大乱。敌人害怕老百姓劫法场，便提前下令行刑。
　　当天深夜，我父亲和几个胆子大的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将刘子才的尸体偷出来埋葬在后山脚下的一个大树脚下。
　　历时四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至此彻底不复存在了！但巴山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却在我的家乡世代传颂。
　　我从小就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讲得最多的便是巴山女红军和巴山游击队。参军时部队首长是老红军，在京30多年间又接触过数十位红军老将军，有着很深的红军情结，故而长期致力于红色文化宣传，创作过许多红色文学作品，拍摄过多部红军题材的影视剧。八十年代初我便沿着当年巴山游击队的活动路线走了一遍，采访搜集了大量有关巴山游击队的资料，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根据巴山游击队那段传奇故事，创作一部反映巴山游击队的长篇小说，拍摄一部反映巴山游击队的电视连续剧。
　　1985年冬天我拍完电视剧《路魂》（后改片名《天和地之间》）之后，便再次深入巴山游击队大本营南江县北部光雾山腹心地带的魏家坝、桃园、大坝、大小兰沟、柑家桠等地体验生活，编剧创作出了20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巴山游击队》，当即得到了时任南江县委书记杨清镛、县长刘崇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还破例邀请我列席了县委为此专门召开的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态，县里再困难也要像当年支持红四方面军那样支持反映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这部电视连续剧拍摄，令我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当场向五大班子领导拍着胸膛发誓，不管千难万难，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这部电视剧拍摄。
　　于是我便肩负着神圣的红色使命，首先联系摄制单位。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影视机构见我抱着剧本找上门去，个个眉开眼笑热情接待，当他们知道我只有本子没有票子时，又立即变脸对我说：“你看我这办公桌上的剧本堆了一人高都找不到钱来拍，哪还有钱来拍你这个东西呢？”
　　我被一家又一家的影视机构轰出门后，便决定先找摄制经费，等有了钱再去找摄制单位可能性质就不一样了。为征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摄制经费，我踏遍川陕大地，历时两年多时间，行程几万里，磨穿嘴皮，皮鞋都跑烂了好几双，结果一无所获。
　　后来时任南江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告诉我，他认识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让我去请他为20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题写片名并担任顾问，争取成都军区支持可能还有希望。于是我又满怀信心带上大哥的亲笔信，去成都军区拜见陈明义老将军。
　　到了成都我住在成都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大着胆子按我大哥提供的电话给陈副司令员直接通个电话试试看。跑到招待所值班室拨通陈副司令员家的电话却是二号首长总台电话号码，一位女话务员问我：“请问您找谁？”
　　我说：“找陈副司令员。”
　　女话务员问：“您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找二号首长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是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县来的，也就是二号首长当年打游击的地方。我是当地作家，根据当年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真实事件编剧创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想请陈副司令员给题个片名，呈上一本剧本请他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
　　女话务员客气地说：“那您等等。”
　　我听见女话务员拨通了陈副司令员秘书的电话，便如实转达了我以上那段话，只听见陈副司令员秘书说等一会儿，几分钟后秘书便请话务员转告我明天上午十点钟去首长家见面。
　　女话务员又向我重复了一遍，我心中一阵狂喜，连声向那位女话务员致谢，放下电话跑回房间便详细检查剧本还有没有错误的地方，直到深夜一点多才看完。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九点我拿着剧本到成都军区大院门口等待，等到十点钟我才到值班室登记，经过一番周折经过二号首长台同意，值班人员才让我登记给我开了出入单。我拿着出入单七弯八拐地找到陈副司令员独家小院，到了门口按了一下门铃，大门很快开了一个小窗口，我便立即把出入单递给了门内哨兵，打开大门放我进去。
　　我快步走进陈副司令员的客厅，警卫人员先接待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稍候，他去通知首长秘书。秘书很快出来见我，简单说了几句话，便上楼请首长去了。不大一会儿便传来一阵下楼的脚步声，只见陈副司令员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朝我走了过来。我赶紧站起身，向陈副司令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响亮地叫了一声：“首长好！”
　　陈副司令员笑呵呵地说：“一看你小伙儿当过兵！”随即跟我握了一下手，并示意我坐下。  
　　随后陈副司令员便问我哪年入的伍，当的什么兵，哪年退的伍，现在什么单位工作，老家是南江县哪个地方的。我便一一作了回答，并简明扼要地向陈副司令员汇报了由我以当年巴山游击队为历史题材，编剧创作了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恳请陈副司令员担任该剧顾问并题写片名，同时恳请成都军区给予包括摄制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
　　一提到巴山游击队陈副司令员便侃侃而谈起来，他说他见过赵明恩，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他有一个妹妹叫赵明珍，跟他一起参加的红军，现在武汉军区干休所休养。陈副司令员还回忆了当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活战斗的一些主要事件，他到过我的家乡。他还提到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巴山儿女》请他当顾问，便有机会随摄制组故地重游，是我那时任南江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全程陪同他。
　　陈副司令员还说：“我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只是军区的顾问，顾问顾问，是顾而不问，你的电视剧我是帮不上忙了。我可以给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诗人魏传统将军写封信，请他给你题写片名，或许还能为你引见一些为你的电视剧有帮助的人。”
　　陈副司令员让我稍候，他上楼去给魏传统写信。半小时后他便下楼把写好的信以及魏老家的住址电话交给我，同时还把赵明珍的电话告诉了我，最后在他大门口与他合了影，临别时陈副司令员拉着我的手，鼓励我无论千难万难，也要将巴山游击队搬上银屏，让后人不要忘了前人，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让赵明恩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得不到成都军区实质性的支持，于是我又带着陈明义老将军给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老将军的亲笔信，连夜赶到了首都北京。
　　我住在西单缸瓦寺中共中央编译局一个半地下室招待所，条件虽然简陋，但环境条件却处于黄金地带，交通四通八达，还是经关系引荐才住进去的。放下行礼我便赶紧给魏老将军打电话，正好是他本人接的，当我简单说明来意后，他爽朗地告诉我，陈明义副司令员早就给他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来意，他一直在家等着我，并让我明天上午到他家里去。
　　与魏老通完电话心情特别好，晚饭也顾不上吃，便坐门口的22路公共汽车跑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仪容，然后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我凝视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的时候，耳边便响起了儿时读过的那篇课文：“红墙、白瓦，又高大，又美丽……”。
　　夜幕已经降临，但我却久久不愿离去。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神情肃穆地注视着天安门城楼，脑子里陷入了深深思索，思索过去，思索今天，思索将来，思索我们走过的这条漫长的路，思索我们这几代人……
　　魏老家住在宣武门附近，离我住的缸瓦寺只有几站地，但第二天我还是一打早便按陈副司令员给我提供的地址在教子胡同里找到了魏老的家，这是一处十分简陋的独门小院，跟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没有什么两样。时间还早我不敢惊动魏老，便在附近来回地散着步，一直等了两个小时大约九点钟的样子我才过去敲响了魏老的大门。一位当兵的勤务员开了大门问了我的来意后，随即进去向魏老报告，几分钟后魏老和他夫人刘超便一起来到客厅，挥手示意我坐下。我展眼打量着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魏老将军，穿一身崭新的将军服，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瘦长脸，高颧骨，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却显得铁骨铮铮，正气浩然。关于魏老高风亮节一身正气的事迹以及他的传奇人生早有耳闻，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折射出的逼人锐气便能说明他的眼睛里渗不得沙子，容不得邪恶的东西。他老家是四川达县蒲家场人，跟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既是老乡又是称兄道弟的同学，从小便在一起研究共产主义，1928年便参加了王维舟川东地下党活动，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入川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担任军长，杨克明担任政委，魏传统担任秘书长，后来得罪了张国焘，将他贬为团宣传队长，还差点杀了头。后来随红西路军西征，担任组织部组织科长，组织部长是大名鼎鼎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张琴秋。西路军失败后被俘，被关在国民党大军阀马步芳的监狱，两年之后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在周恩来的亲自周旋下才得以释放。回到延安后在抗大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干部教育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四川省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四届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中国老年书法研究会常务会长，中国长城学会会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任首届会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晚年常写五言、七言绝句,著有诗选《追思集》等传世。 
　　“文革”期间将当年川东游击队打成叛徒集团，因此受到牵连挨批斗靠边站，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正军级却没有享受到正军级的待遇。让他提前退休后居住在这处挡不住风、遮不住雨的破烂平房里，然而他却毫无怨言，虽然一辈子官越做越小，做到后来居然无官可做，然而他却还有一项永远免不去的职务，即中国著名书法家，著名诗人这项头衔，每天频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反而不以乐乎。
　　魏老夫人应算是八路军，也算是一位很有资历的人物。当年在延安保育院担任院长，李鹏、伍绍祖等人是她一手抚育长大，后又从她手中转往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  
　　当我把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情况向魏老作出详细汇报之后，魏老却生气地说：“赵明恩和他妹妹赵明珍我和刘老都认识，两家隔得不远。这个赵明恩左得很，中央三番五次地派人要他带部队下山返回延安，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违抗党中央的命令，结果坐失良机，造成全军覆没，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这种人不值得宣传。”
　　正当我陷入难堪之际，刘老却为赵明恩打抱不平说：“赵明恩率领巴山游击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八年，已实属不易，在那种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他不敢轻易相信党中央派去联络的人完全可以理解，魏老汉儿你可不能用现在人的思想和眼光评价赵明恩，人家老壳都有没有了，我们却能活到今天，宣传他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小何你就大胆地干，我坚决支持你。”
　　我激动地说：“谢谢刘老！”
　　刘老说：“你要求张爱萍部长为这部片子题词，我们会尽快将剧本转给他，至于他同不同意，那就不敢保证了。”
　　魏老说：“我抓紧看剧本，你走时再过来一趟，我给你提点修改意见。”  
　　我起身告别二老，直奔西单电报大楼按陈副司令员提供的电话号码，给巴山游击队大队长赵明恩妹妹赵明珍打长途电话。
　　电话很顺利地打通，而且接电话的就是赵明珍本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很有韵味，因为她是当年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的演员，歌唱得很好听。我把情况简单地向赵老作了汇报，她听了十分高兴，一再感谢我为宣传她哥哥所做出的努力，但要求她支持这部电视剧拍摄她却显得无能为力。她无奈地说她和丈夫早已退休，现在已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点忙也帮不上，只能从精神上支持我了。我说给您寄本剧本，帮我提提修改意见。她说当时小得很，是她哥哥赵明恩背起参加的红军，对后来哥哥组建的巴山游击队以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她一慨不知情，并为此深表遗憾。最后她却给我推荐了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重要人物，那就是原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战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夫人王定国。
　　我放下赵明珍的电话便当即拔通了王定国老人家的电话，恰好接电话的又是她本人，一口四川普通话听起来十分亲切。当她听完我的意思后，马上叫我到她家里去。我心中一阵狂喜，放下电话午饭也顾不上吃，便又急忙往王老家里赶。
　　赵明珍告诉我王老住在南河沿中组部招待所，西单过去也就两三站地，十多分钟便赶了过去。
　　我在南河沿中组部招待所二楼一个套间里，见到了倍受人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级革命家谢觉哉夫王定国老人家，原来她竟是那样和蔼慈祥，就像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亲切，没有半点紧张和距离感。王老告诉我她是四川营山人，她当年参加红军后到过我的家乡。对我创作拍摄赵明恩的巴山游击队她举双手赞成，她有两个舅舅也参加了巴山游击队，后来都牺牲在大巴山上了。
　　说话间一位女孩子叫王老吃午饭了，我便赶紧站起来告辞，王老却拉住我的手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走，非要留我吃午饭，说吃了饭再陪她摆一哈儿龙门阵，我便很不好意思地留下来。席间才知道王老家的房子被折迁，临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等那边房子建好后再搬回去。子女们都不跟王老生活在一起，照顾她生活起居的那位姑娘是她娘家的一个侄女，王老管她叫小王。
　　吃完午饭后王老拉我参观她的书房，她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实际上，王老一天也没有正规上过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王老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
　　王老笑着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真正用学文化触动我的是谢老。”王老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和谢老结婚的时候，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等着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我竟然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谢老自己取回报纸，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怎么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说自己不识字，认不出是什么报纸。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老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学，让人看到坚持的力量。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老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我对王老作的画和写的字赞叹不已，对老人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便大胆向她索要一幅字，王老欣然答应，并即刻铺纸准备笔墨，给我写了两幅，一幅题字是“进取”，另一幅是“开拓”。最具有纪念意义地是王老给我题字时，我请小王帮我照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王老将写好的字摊在地上，说要等干了才能带走。趁等字干的空隙，王老开始给我讲述她那辉煌的人生经历，我在王老浓烈四川口音的讲述中，走进了一个女红军战士的人生。
　　1913年冬天，王定国出生在四川营山县安化乡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全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
　　父亲死后，15岁的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媳妇。嫁人、生子，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她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杨布客”是王定国最熟悉的一位。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听起来叫人心里发痒，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杨克明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她笑着对我说：“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走也不容易了。”
　　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后来，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获得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让她至今难过的是，那些从“剪发”、“放脚”开始为她启蒙的引路人，大多英年早逝。西路军战斗中，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克明，同军长董振堂和3000将士一起，战死于高台一役，杨、董二人的头颅，被敌人砍下邀功。
　　1983年，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良师益友的王定国挥毫写下：“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们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1935年4月，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新剧团，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了鼓舞军心的武器。而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则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们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王定国回忆说：“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那里山势高，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爬到半山就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
　　即使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不忘自己的职责。她对我说：“我们站在冰天雪地中当拉拉队，在行军的队伍中前后奔跑，唱红军战歌，鼓励战士们奋勇登山。”草地行军同样令她永生难忘。“我那个时候最多50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坑里就陷下去了。”王定国记得更多的却是苦中的快乐：“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他骑在马鞍上给我们钓鱼。边走边钓，我们小孩就跟在后面捉鱼。”那已经是王老第三次穿越草地了。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执意南下，南下作战失利后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起再度北上。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她对我说：“剧团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团”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战士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苦战一天后弹尽粮绝，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被俘。误以为占领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妇女后，大骂上当。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团。王老和战友便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五年回国后，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团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团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团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在周恩来营救下才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回到党的怀抱，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2000多人。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和伍修权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经济、医疗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
　　“我做了件该做的事情。”王定国感慨地说。
　　同谢老结婚时，王老还是文盲；几十年刻苦自学终于大器晚成。获救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在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聊天，一位老同志走来对她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他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老远远地招呼她，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王定国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可以御寒。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老只想得起这个姑娘姓王，王定国对于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朝夕相处中，王定国和谢觉哉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王定国的叙述中，三句不离“谢老”。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回忆与谢老的结合，王定国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王定国深知那些资料的重要。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1978年开始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
　　我与王老交谈中，她翻开一本照片集，指着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对我说：“中间这个就是我的老二谢飞，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也拍过好几部电影，以后我可以引见你见见他，看他能不能给你的《巴山游击队》帮上忙，当导演也行，当顾问也行。”
　　我激动不已地说：“那太好了，若能请谢院长担任《巴山游击队》导演，这部戏便成功了一半！”
　　王老说：“等你把巴山游击队拍完以后，我跟你合作把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张琴秋的事迹拍出来。”
　　于是我便从王老口中进一步熟悉了张琴秋，她乳名凤生，学名张梧，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嘉兴桐乡市石门镇)人，中国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将领，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
　　张琴秋1912年入石门振华女校读书，1920年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院，后又转去上海爱国女校。在上海求学期间，张通过幼年好友孔德芷结识了其夫茅盾，随即与茅盾之弟沈泽民相恋。1924年11月，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与沈泽民成婚。张随即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沈泽民也在次年来莫斯科学习。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张与王明等人结成好友，成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张、沈夫妇回国，1931年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1932年，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苏区转移，沈泽民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于1933年底病逝。张随军转移后，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底，张同曾中生、旷继勋等人联名上书批评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一言堂控制，招致张国焘的打击报复，被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调往地方工作，担任红江（今通江县红江镇）县委书记，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从通江县带领妇女独立营进驻我的家乡南江县长池坝，保卫长赤县苏维埃红色政权，还直接配红11师主力作战。后来红四方面军把红11师扩充为红30军，并在长池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由张琴秋担任团长，后又担任妇女独立师师长兼任第一团团长、政委，多次率部参加野战，后率军参加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因独立师减员严重，缩编为抗日先锋团，参加西路军作战，张仍任团长。
　　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后，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营组织部长的张琴庆不幸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被释放，前往延安工作，长期在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1939年陈昌浩去苏联。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为夫妻。解放后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1949年后张琴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受到冲击，其与沈泽民所生的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不堪羞辱的张琴秋于1968年4月22日跳楼自杀。
　　听完王老对张琴秋有声有色地讲述，我当即表态说：“张琴秋的确是中国妇女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将她的辉煌业迹拍成电视剧，不仅是一部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是一部对青少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不管条件成熟不成熟，我都会创造条件完成王老交给我的这一神圣使命！”
　　然而这一计划直到四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告别王老时，老人家一直坚持把我送到楼下，拉着我的手千吩咐万嘱咐，以后一定要常到她家去玩。我含着热泪望着慈母般的王老，从此她便成了我心中的一面旗帜，她的红军精神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回川后又历经两年多时间的周折，吃尽千辛万苦，那部反映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20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终因摄制经费筹集不起来，最终也只能完成了上、下两集单本剧拍摄，片名也把《巴山游击队》改成了《铁血猛士》。
　　一九八九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光本大校和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姚晓蒙（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的陪同下看望王定国老人家，带着录相带请她观看刚制作完成的电视剧《铁血猛士》。
　　出发之前我在姚晓蒙办公室先给王老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居然就是王老本人。
　　我激动地说：“王老您好，我是四川老区来的何文明。”
　　“何文明，你好，你在哪儿哟？”电话那头王老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报告王老，我现在北京。”
　　“在北京哪个单位？怎么不到家里来耍哟！”
　　“在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影视部工作，这几年大部分时间在四川，先后拍了4部电视剧。回北京这段时间又忙于策划运作另外几个影视项目，今天下午就过来看望王老哈！”
　　“反映巴山游击队的那部电视剧拍了没有啊？”王老思维敏捷，马上就想到了我两年前给她汇报的那部20集电视连剧《巴山游击队》。
　　“报告王老，已经拍完了，下午给您送盘录相带过来。”
　　“好啊，我在家等你。”
　　我兴奋不已地将电话那边王老说话的内容转告给了姚晓蒙，他自然高兴得满面红光，大声感叹我跟王老关系的确很不一般，中心以后可靠上了一棵大树。
　　姚晓蒙当即作出决定，由他陪同我一起前往拜见王老。
　　我们二人打了一辆面的，我便在车上给姚晓蒙讲述王老和魏老的感人故事。说话间车便到了南河沿船泊工业总公司大院门口，我付了车费便带着姚晓蒙提着东西往里走，王老告诉我她已搬回了原来的住址。
　　到了王老家中时，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光本大校早已坐在客厅里。我是两年前在王老引荐下认识的他，专题汇报《张琴秋》和《巴山游击队》两部电视剧的筹拍情况，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给我提供了大量有关红四方面军以及张琴秋和巴山游击队的有关资料，还带我见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和徐向前元帅秘书郭春福，帮我恳请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徐向前、李先念分别为电视剧《巴山游击队》和《张琴秋》题写了片名。
　　王老见了我分外高兴，拉着我的手摇了又摇，责怪我说：“两年多不见了，你娃儿跑到哪里去了，反映巴山游击队的那部电视剧拍了没有啊？”
　　我便把这部电视剧筹拍情况向王老作了简要汇报，并将姚晓蒙向王老作了介绍，同时把从老家带来的腊肉和木耳天麻，以及姚晓蒙买的一大包东西送给王老。
　　王老生气地说：“你们天天来我都高兴，但绝对不能买东西。”
　　我说：“两年多不见面了，按我们家乡习惯，哪能空着手走亲戚呢？”
　　姚晓蒙附和着说：“王老是全国人民敬爱的老妈妈，我们做晚辈的表示一点心意还是应该的！”
　　王老说：“那就下不为例，下回要再这样，我肯定不让你们进门！”
　　我笑着说：“要得，要得！”边说边拿出电视剧录相带，双手递给王老。王老高兴地吩咐她的生活助理小王说：“快把它放上，我们一起看看。”王老拉着我的手说：“小何辛苦了，一会儿我们好好欣赏你的作品。”
　　我趁小王操作录相机之际，抓紧向王老汇报我在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影视部工作的情况，向王老出示了工作证，并给了她一张名片。
　　姚晓蒙马上向王老表白说：“何文明同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中心已任命他担任影视部主任。”  
　　电视剧开始播放，王老显得很高兴，并被剧中情节深深地吸引着。我便回想起这部片子呕心沥血四年多，其间经历了两家省级电视台和十多家影视机构几十个回合的折腾，最后一家接手并承诺投资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的省级电视台又把球踢给了一家部队影视中心，中心主任看了剧本十分满意，当即表态一定会帮我圆了这个梦。但让我继续寻找赞助经费，不足部分再由他负责落实。我当时心里打着鼓，如果这家影视机构也因当地赞助费不理想，一句话不干了，我个人四年多时间的艰辛打水漂了暂且不说，关键是如何面对南江县委、县政府，南郑县委、县政府，两县人民将会拿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我？一种无可名状的沉重心情油然而生。南江县人武部符参谋抽调出来配合我参加筹拍这部电视剧一年多了，他见我情绪低落，便揣摩出了我的心思，于是便安慰我说：“你也别太着急，我分析这家部队影视中心最坏也要拍摄一部上、下两集单本剧，否则他们无法向省军区和主管部门交代，你也就可以向两县人民有个交代了。我认为南江、南郑两县地方政府加上我县煤矿赞助一部上、下两集单本电视剧摄制经费还是没有问题的，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拍20集电视连续剧也不迟。”
　　我回到家中夫人见我情绪不好，在她再三追问下只好如实说了。夫人同意符参谋的分析，前后折腾了四年时间最后很可能就是一个两集片收场了。夫人再三安慰我说：“这家部队影视中心能帮你完成一部上、下集单本剧也不错了，以后找到钱了再拍20集嘛！现在不能有任何情绪，工作更加积极认真，还是一如既往地对那家部队影视中心两位主任好，要是让他们对你有了看法，上、下两集都搞不成了。”
　　于是我便把心中这块沉重的包袱放了下来，做好了就拍上、下两集单本剧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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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猛烈的枪声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展目一看，原来是电视剧中游击队与国民党主力的一场遭遇战，双方在争夺一个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从王老脸上表情来看，她对电视剧的拍摄还是比较满意，上、下两集电视剧一个半小时的剧情很快也就过了，王老高兴地鼓起掌来，口中不停地说：“拍得好、拍得好，你娃儿做了件好事，让那些长眠在大巴山崇山峻岭的红军战士死也瞑目了！小何，以后我协助你再多拍几部反映红四方面军题材的电视剧。”
　　姚晓蒙赶紧接过话头：“我向王老表个态，以后由何文明创作的红四方面军影视题材，全部由我们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负责拍摄。”
　　王老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
　　我见火候已到，便抓住时机把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马上要拍摄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讴歌公安干警为保一方平安而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恳请王老担任该剧顾问。
　　姚晓蒙在我话音落脚的一刹那，便将电视连续剧《警钟》相关资料及请示报告双手递给了王老。别看王老已七十多岁高龄，但眼不花、耳不聋、背不驼，以很快的速度将所有资料看了一遍，并随手拿起笔来在恳请她担任顾问的报告上方签了同意两个字，并交给小王盖上她的印章。
　　我接着又对王老说：“这部戏马上就要组建摄制组了，因为是反映公安部门的事，必须要得到公安部门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否则是拍不成的。恳请王老给北京市公安局打声招呼，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王老毫不犹豫地让小王拨通市局苏局长的电话，她走过去接过电话说：“局长你好，有一家影视中心要拍一部歌颂你们公安部门的电视剧，这是一件好事，我都担任了顾问，也请你担任个顾问，并给予剧组支持配合。具体情况我让剧组的同志前来向你汇报。”
　　王老放下电话说：“市公安局长已经同意了，让你们下午就到市局去找他。”
　　姚晓蒙激动地说：“谢谢，太谢谢王老了！”
　　我则抓紧时间安排与王老合一张影，王老当即表示同意。照完相后姚晓蒙提议晚上宴请王老，但遭到王老拒绝，说她有事，先拍好电视剧要紧，吃饭的事以后再说。
　　我和姚晓蒙赶紧退出房间下了楼。
　　走到楼下姚晓蒙便将我紧紧地抱住，在我的背上又拍又打，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千言万语尽在拍打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国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为电视连续剧《警钟》题写了片名并担任总顾问，王定国老人家以顾问身份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开机仪式、首映式等各种活动，并为该剧筹拍做了大量工作。电视连续剧《警钟》于一九九一年春节期间，由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从此以后，我便成了王老家的常客。当时我的住地离王老家很近，天天往她家里跑，有时一天要去好几次。一进门，王老便给我讲张琴秋和巴山女红军的故事。她说，当年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让海南岛那支一百多人的红军女子连家喻户晓，而妇女独立团三千多巴山女红军的辉煌历程却鲜为人知。王老便无数次地给我下达任务，一定要将巴山女红军和张琴秋的故事搬上银屏或银幕，我也无数次地向王老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于是我便决定先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巴山女红军》，并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王老带我先后拜见了众多的红军老将军，其中不少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为张琴秋和巴山女红军题了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的题词是“发扬红军精神，忠诚党的事业”，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的题词是“向张琴秋同志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的题是“张琴秋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存！”，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原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的题词是“巾帼之星，光照后人”，原红军老战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的题词是“张琴秋同志是我国妇女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等等。数十份题词原件均在本人手中保存，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此期间还采访了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以及张琴秋生前好友和亲属，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巴山女红军和张琴秋的宝贵资料。然而遗憾的是长篇小说《巴山女红军》却因我连年忙于影视拍摄，迟迟未能完成创作任务，但1992年却创作拍摄了一部反映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张琴秋的电视剧《张琴秋》，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国家主席李先念为该剧题写了片名，王老参与了联合编剧，并担任顾问。  
　　在红四方面军入川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80周年之际，我根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辉煌历程，编导拍摄了一部红色电影《巴山女红军》，王老为该片题写了片名并担任总顾问。该片2015年4月被四川省委宣传部列为廉政文化建设最佳影片在全省展播展映，并荣获第八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电影类铜奖。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终于完成了王定国老人家30年前交给我的任务，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巴山女红军》，主要描写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这支妇女武装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那段辉煌历程，是一部30年代战争题材的青春时尚情感篇。是对当年3000多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人生亲情与爱情、成长与苦恼、理想与冲突的多视角的展示，是一部欢乐与痛苦、追求与挫折的交响曲。让大众一同去体验一段美妙的人生历程。长者回味岁月的留痕，后生畅想美好的前程。用诗意化、人性化之艺术手法，生动地讴歌了这些可歌可泣的川北姑娘们，如何从一个受苦受难的童养媳妇成长为一位文武双全，英勇善战的红军女战士，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高尚情操。同时也展示了她们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该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7月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并列为优秀长篇小说上报中宣部，后又荣获第三届河北省文化艺术“彩凤奖”一等奖。
　　在与王定国老人家接触30年间，分别担任我编导拍摄的电视剧《铁血猛士》、《火之祭》、《警钟》、《张琴秋》、《警钟长鸣》、《时代变奏曲》、《远山在呼唤》、《红色警报》、《雨过天晴》、《孝庄故里》、电影《巴山女红军》顾问，其中几部还直接参与了具体筹备拍摄。除此之外，还与王老一起参加了众多的社会活动、红色公益活动，以及各种文艺演出。
　　几年前王老送了我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两本日记（上、下册），其中相当一部分记录了她与我一道参加过的各种社会活动，红色公益活动，以及参加我的那些影视剧拍摄的详细过程，对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和鼓励。
　　30年前我创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不尽人意令我终身遗憾，好在拍出来的上、下两集电视剧《铁血猛士》能在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荣获四川省音像制品二等奖。为弥补当年的遗憾，我又根据巴山游击队那段悲壮故事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铁血巴山》，由《今古传奇》杂志发表后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小说特等奖。  
　　由我编剧创作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报经国家广电总局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查通过，并颁发了电影拍摄许可证，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之子、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原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原副主任徐小岩将军为该片题写了片名并担任顾问，拟定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九十周年之际完成拍摄任务。该片一旦拍摄成功，也将是我自1985年以来，先后在家乡完成的第12部影视剧作品。
 
　　敬爱的王定国老妈妈于2020年6月9日108岁仙逝，悲痛之际，我流着眼泪连夜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王定国老妈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这篇文章在王老逝世的第二天便被《作家网》、《中华魂网》、《中国红色旅游网》等多家网站刊发。
　　在王老仙逝一周年之际，我又创作了这篇既可称作长篇叙事散文，也可称作纪实文学的文章《远山的红色记忆》，权且作为对我的精神旗帜，全国人民敬爱的王定国老妈妈的一种深切缅怀和永恒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尊敬的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成都军区副司员陈明义，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原解放军艺术院院长、著名书法家和诗人魏传统夫妇的深切缅怀。
　　更重要的是谨以这篇文章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隆重献礼！ 　　作者简介：远山本名何文明，四川南江县人，定居北京30多年。作家、编剧、导演。中润海天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影视部主任、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铁道兵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东方电影艺术学院客座教授。1968年3月参军，复员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和出版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800多万字，其中多篇部获奖并搬上了银幕和银屏。著有长篇小说《扬雄外传》、《陶三春传奇》、《巴山女红军》、《青山遮不住》、《铁血巴山》，中短篇小说集《远山在呼唤》等。1985年步入影视圈，先后自编自导各类题材的影视剧四十多部，其中多部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