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永远的奥德修斯

杨炼作家网2020-07-30 19:53
永远的奥德修斯
——我所向往的海洋诗

作者:杨炼
 
   “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大海停止之处》)  
   “我们已驶过了多少海洋啊……
  爱 从这个词想象涛声拍打的形象”(《叙事诗》)
 
  海洋诗”,听起来既宏大抽象,对我而言,又具体实在,它首先落实为一首诗的写作。
 
  1993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写下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我曾多次谈到,这组诗,是我对大海的一次“复仇”。从1988年离开中国,五年多的时间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纽约、伦敦,我临近着大海,感到它的诱惑,渴望去书写它,却一次次掷笔长叹:不行,我写不了,因为它不在我里面!这大海像一个魔法,让我感到无限近,那涛声、浪花、温度、咸味儿,清晰无比,又无限远,它拒绝让人随便触摸,在它面前,那堆形容词套话倍显单调。说白了,我没法像在中国触摸黄土地那样,触摸到它的深度。哪怕我把手伸进海水,也还觉得它在冷冰冰把我推开一步,那个和我皮肤间隔开的距离,不止是地理的,更是心理的。不,我想写的大海,不能停留于外在,仅仅是一个题材,而必须拍打进内部,和自我的困境、忧患、追问一同汹涌。它不是被“写成”的诗,它自己得活成一首诗,并引领诗人变得如同样深邃辽阔。
 
  1993年,对我们的环球漂泊至为关键,因为离开中国五年之后,还乡之梦近乎渺茫,陌生的地平线却看不到尽头,“怎么活”加“怎么写”,像个黑洞,把顾城拉进了一座鬼城。但同时,这五年又是人生最深刻的一课,离开中国大锅饭,每天的生存变得无比锋利,扛起它,等于就扛起“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不给自己一个说法,写作无从继续。漂泊一词里,水声澎湃,那海、潮汐、波涛、风暴,四面八方起伏。漂泊之人,本身就是一只船,每天醒来注定得出海,面前那个无边无际的蓝色世界,既像无限,更像界限,一个无限的限定?不停把尽头,狠狠划定到脚下,这正是我们不得不一再出发之处。由此,我读出那启示:诗人天性中,原本无一村一城之“家”,亦无所谓狭隘“乡愁”。诗人的锚或根,必须被带在自己身上,扎进任何一片土地、一朵浪花,不停为自己找到——发明一个新的故乡。我得说,正是背井离乡,让我学知了“还乡”的知识:所有出海都是返回,都在驶向我们的精神原乡。无论海面多么风云变幻,深海下人的根本处境和命运恒常不变。诗,把握住这万变/不变之道,就能创造出内心大海的“停止之处”。
       
  组诗《大海停止之处》,以四章四个层次的递进,纵深归纳了我此前五年漂泊的心得。每一章的尾句,收拢于“……之处”,四处是一处,直至最后那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我还记得,躺在悉尼租来的小屋地铺上,被这个句子逼着,半夜辗转,突然跃起、开灯、抓笔落字的一刹那,有什么东西,忽然实在了、现形了。一个诗歌结构吗?抑或更是一个终于被发现的人生结构——不仅让我忽然透彻理解了自己的经历,更打通了古今中外的诗歌血脉。一瞬间,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策兰、曼德尔施塔姆们,都成了我的同代人。是的,诗提供了人生的原型。所谓“漂泊”,正是这个意象:诗人,站在每行诗句结尾处的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继续出海。如此,把一切外在旅程,变成内心之旅的一部分。诗人承担的残酷命运,并非被别人强加,却早已包含在我们的主动寻求之内。诗划出了人生沧桑的轨迹。这行诗,引我踏入诗人命运共同体的大厅,那广袤无边的苦涩和甜蜜,借大海之名,永久储存着。我从中汲取到了一点儿自信:我能继续写下去!
 
  《大海停止之处》,同时打开了我的精神视野。在中国,我的身体像一根探针,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按进大地(甚至我插队的村子,也被鬼使神差地叫做“黄土店”),让黄土怀抱的无数死者,直通我的血脉。我从反思文革那个“噩梦的灵感”起步,《与死亡对称》能命名我们的一切写作,那么,不是自然而然吗,我曾相信自己是个“中国的诗人”?但,只有当逾越了精卫想要愤怒填平的那条边界,回眸中,我才认出了自己的狭隘:我的思想局限性,简单化了中国经验的丰富,甚至贬低了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部具有全球意义的思想词典,它能在一切层次上,与全球化语境中的其他文化深刻交流,并激发出对当今人类处境的全新理解。而“中国的”一词,不仅以地域性代替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更容易沦为商标 ,跌入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口号陷阱。植根黄土的写作,可能对一地有效,但并不等于普遍有效。真的验证,需要出海——在风暴频频的全球语境中,去甄别我们是有什么质量的水手?
 
  事实上,我的国际生存和写作的兴奋点,恰在于那一系列不期而然、又暗含必然的“碰撞”:和德国,发掘重重废墟下历史经验的对比;在英国(语),诗人互译时登上“大海的第三岸”①;在阿拉伯,和大诗人阿多尼斯坐在一起,切磋各自内部文化转型和外部被政治简单化的双重困境;在吉尔吉斯坦,聆听丝绸之路的古远足音,赋予这座欧亚大陆桥全新的含义;在日本、韩国,重新发现近邻之间更微妙的文化比较,敞开长期被忽略的交流可能……一句话,强调“海洋”,不是要放弃我的中国经验,而是要深化它,让一部中国思想词典,成为世界思想词典的有机部分,且从海平线反观、认清当代中文诗的真正位置。今天,我对自己的命名,只能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我所向往的“海洋诗”,以三个单词概括三种性质,就是“当代”、“经典”、“书写”。
 
  一,当代性:哲学归纳生存,诗学归纳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海洋诗,就是归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诗。请注意,这“当代”不能停留在题材上。从写土地移到写城市、从写庄稼改为写互联网,甚至干脆写钞票,并不保证诗更深刻。很可能,那其实只在迎合民众(保不齐也包括诗人自身)的拜物心理, 因此散发出一股刺鼻的俗味儿。不,诗无须申报自己的出生日期,因为写在当下的,并不确保具有当代性。“当代性”的内涵是前所未有的深度。如前所述,拜全球经济联系所赐,我们的当代生存,既突破了古代的地域局限,也穿透了单一语种的文化偏狭,一种全新的视野,刺激着当代“诗学”深化自身,聚焦这全方位更新的生存和文化。由是,一首诗既要有生存的鲜活,又要抵达非今日莫属的感受。它写的题目可以小而“土”,但它的内涵仍须宏大,因为其中充实着中国文化转型和全球化的内涵。它不依赖进化论说辞,因为它怀抱的是整个历史。它相信自身独一无二,因为在反衬世界空前的忧患。回到海洋,当我在苏格兰朗诵《大海停止之处》,衬着窗外大西洋阴云笼罩的铁黑色,我突然发现这组诗那么蓝!南太平洋的颜色,像亮晶晶的蓝色粉末 ,弥漫在悉尼酷热的阳光中,被我吸进肺里,又经由指尖流泻到纸上,令这首诗不知不觉打上了它出生地的烙印。但,“现在是最遥远的”、“没有不残忍的美”——我从未忘记,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海,那蓝与黑,都汇入了海底深沉的涌动。和大海的涛声一起,我的命题“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才终于成立。
 
  二,经典性:无论我们从哪个港口启航,都在驶入人类经典汇成的大海。农业文化的单一重复,让位给海洋性的众声喧哗。多元文化参照中,旧日经典要被重新审视,以确认它们对今天思想的意义。犹如一道光线照射进古墓,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感动来自内心。凡配得上“经典”一词的,都是活在当下的。如是,重读就像初识:屈原,“天问”攥紧了古往今来诗思的根本能量;杜甫,小小七律中近乎爆炸的沉雄笔力;但丁,一部《神曲》裁判三界的结构力度……经典性,不依托某个时间,却包含了所有时间。它既是思想的,又是美学的。越思想越美学,无美学即无思想。诗回到自身,就是回到古今中外对诗的要求:如何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对于我,经典性的标志,就是这“深度”。相反,一切题材说事、外部阐释、回避形式挑战的“诗”,都是投机取巧,不值得信任。这对当代汉语诗写作犹有意义,纵观新诗创立百年以来,一个最令人感动的历程,正是这古老的汉字,能够在白话文时代凤凰涅槃,重获审美自觉。中文诗的“雅”传统,不是以表面形似、而是以内在神似的方式,被打开、汲入当代写作,成为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的基因。虽然,有对经典性的追求,不能保证我们写出经典之作,但,没有对何为经典的思考,则一定不能创造像样的作品。我们不该为自己曾有一个辉煌的传统而羞愧。我们仍然在这传统之内,经典杰作的压力,正是我们的能量,如何激活它,使之成为“诗意全球化”的有机资源?是对当代中文诗人的最大挑战。还得学习大海啊,它日夜起伏,吐纳更新,永远没有一滴水,锁定在老地方。
 
  三,书写性:这个词颇怪,差不多是我的发明。“书写性”,刻意和言说的随意性拉开距离,而强调写作的形式(甚至形式主义)性质。这里我也应和了“语”和“文”的微妙区别:语,信口说出,随风飘散。文,字斟句酌,落笔金石。“文”与“章”连用,强调的正是中文书写的形式传统。五四标举白话文,“白话”遍地,口号连天,那个“文”字却被忘了。中文现代诗的肤浅贫瘠,不能不说与此相关。但古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条漏船,怎能遨游大海?书写性,就是回到诗的炼字炼句炼意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和一首诗的结构、形式、视觉、音韵缠斗,且记住,限定和能量成正比,发明一首诗非它莫属的形式美学,正体现出诗人根本的创作力。让我重申:无形式即无思想,弱形式只配有浅思想!今天,我们不必艳羡唐代诗人们的幸运:他们正逢汉字审美形式千年递进的成熟期,因此创造了一次诗意大爆发。在新诗,一百年含括的文化资源,远甚过去几千年。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陆地的、海上的、甚至是空中的丝绸之路,这四面八方的精神交汇,打开了当代中文诗的根本诗意。由是,我们的每首诗,必定是一件观念艺术加实验艺术品。它强烈的观念性,来自无从因袭古人和外来者;它丰沛的实验性,来自能突破疆界,综合、翻新所有资源。“有容乃大”,既在形容海洋,更命名了当代中文诗,它指认出那个性奇崛、创造力非凡、疯狂而美丽的——诗人。
 
  1995年,我在德国幽居堡,应邀为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杂志著文,我的文章标题是《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这篇文章,逆转了奥德修斯和大海的关系,不是因为有海,才有漂泊的奥德修斯,而是每个奥德修斯,都能看见自己的大海,即使没有,也能发明它,层层剥开现实表面,每个诗意都在主动漂泊,擎起一条条新的海平线。我那篇文章,题赠给《重合的孤独》一文的作者——1985年在中国写作的我自己。一个黄土地上的死亡考古学诗人,被大海打开了眼界,认出了古今中外诗人们的同一命运,和我们本质上跨地域、跨语种、跨文化的同一“传统”。那个诗意同心圆,不是对我中国经验的修正,而是对它的确认和深化。现在,我是不是又该把这篇《永远的奥德修斯》,题赠给二十年前写作《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那人了?三篇文章,三重自我对话,一个海涛汹涌的历史。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生命里,包含了多少轮回?多少轮回里多少大海?登上这只小船是幸运,能当三十多年水手,穿越无数海啸而保持航向,是大幸运!做到这一点,仅仅因为我不断提醒自己:没有浅薄的大海,只有孱弱的奥德修斯!永远的奥德修斯,意味着永远向自己里面那个大海出航,去征服它——那无尽之旅,正用下一行诗,等着。
 
  杨炼
  2016年7月2日,柏林
 
  ①《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的标题。其中收录1996年以来中国和英语国家如英、美、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尼日利亚等国诗人互相翻译的作品,此书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通过诗歌深刻交流的案例。此书英国出版者为Shearsman Books,中国出版者为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
——致《重合的孤独》的作者①
 
  有一双眼睛,在注视大海。
  
  有一双眼睛,在中国,北京,西郊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一间小屋里。一张用半块玻璃黑板搭成的书桌,被窗外高大的梧桐树遮得终日幽暗。墙上,挂满从中国各地旅行带回来的面具,五颜六色,狰狞可怖,使小屋终获“鬼府”称。也许,十年前你写下《重合的孤独》,已在冥冥中构思我,构思今天的谈话。也许,“今天之我”,只是那篇文章选中、或孕育出的一个对话者?同一双眼睛,又是不同的:在这里,德国,斯图加特的“幽居堡”,当森林的海,再次被秋天染红。我写下《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十年前,被写进“现在”之内;另一个“我”,被写进“我”之内,一篇文章被写进另一篇之内;思想,再次被思想,重申一片空白——注视中,我的奥德修斯漂流之诗还远未结束。
 
  是谁的眼睛?
 
  是谁使“漂流”有了意义——海,还是奥德修斯?在我看来,是后者揭示了前者的距离。因为漂泊者,海的波动加入了历史。因为被写下,诗,有了源头。如此,诗人命中注定,不肯也不能停止:以对距离的自觉创造着距离。在中国,你写“把手伸进土摸死亡”(《与死亡对称》),黄土,带着它的全部死者,延伸进一个人的肉体;在国外,我写“大海  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大海停止之处》),每天就是一个尽头,而尽头本身却是无尽的。从国内到国外,正如卡缪之形容“旅行,仿佛一种更伟大、更深沉的学问,领我们返回自我。”内与外,不是地点的变化,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深化:把国度、历史、传统、生存之不同,都通过我和我的写作,变成了“个人的和语言的”。通过一双始终睁大的眼睛,发生在你之外的死亡,就无一不发生于你之内、一行诗之内:“用眼睛幻想  死亡就无须速度……草地上的死者俯瞰你  是相同的距离”(《格拉夫顿桥》)。那么,“自觉”的定义正是:“主动创造你的困境”。你不可能取消距离,你应当扩大它,把它扩大到与一个人的自我同样广阔的程度。孤独,被扩大到重合的程度:一个人的,许多人的;中国的,外国的;这里的,别处的;此刻的,永远的——人的处境。
 
  你说:“东方”。而我说:活着的深度——“毫无选择”而继续选择,并在选择中体验选择的界限,这是人的力量,也是人的无力。
 
  我说:一首自“不可能”中诞生的诗,没有“进化”,也不会“过去”。它永远是“当下”的。借助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仍在提供一个人类思维中独特的层次。我是说:非时间的层次。中文里最可怕的一个词:“知道”。知——“道”,连时间之墙背后未知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已洞悉了人类不变的处境与命运。我说:“永远”。你知道:那涵义其实是“永不”:“海底有钟表  却没有时间/有你  却没有人”(《老故事》)。那个坐在“幽居堡”中苦思的,仍是中国北方一盏小油灯下向白纸倾泻着激怒的,你、我——被一首诗撕去了“时间幻象”的:为走投无路的人发现的走投无路的形式。
 
  我不信任“新”,我信任“深”——在中文里,它们读音相近。“新”,就是“占有自己的时间”,在文学或艺术史上,追求属于自己的阶段,甚至代表未来的方向。这是艺术中的“历史主义”。但,当形式与内涵失去了平衡,语言与意义完全脱节,我们只看到:五光十色的似曾相识,喧哗骚动的无话可说。什么都是“艺术”,艺术就被取消了。“形式创新”成为宗旨,精神的能量正显现其匮乏。“空”,正是这个世纪末艺术的苦恼。作为一个诗人,是我的中文教会我:本质地拒绝时间。一首诗建立自己的形式,不是为了“争夺时间”,恰恰为了“取消时间”。中国古典传统中,一种诗体可以延用千年。因为“千年”在一首诗中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生存、诗人以及这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外在千变万化之内一个不变的“三角形”。是的,不变。于是所有的诗,都在挖掘“当下”现实与人性的深度。你是否能挖掘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就像中国错综的现实,启示我们的那样:它的深刻与矛盾迫使你发明全新的形式去表达,而不能复制中国古代或西方现代中的任何一种,谁找到了,就不会是“过时”的,正如但丁、莎士比亚、陀斯托耶夫斯基、卡夫卡……没有奥德修斯,海也无所谓漂流。
 
  这双眼睛是凝视着“彻底”的眼睛:更黑暗些,黑暗到令死亡和遗忘一目了然的程度。
  这双眼睛的能力,是通过逼近灾难,把看到的一切,直接呈现为内在的。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这样一篇不断扩大的可怕的作品。
 
  而诅咒也就在这里了:面对大海,却一无所见。在中国,一个深邃、复杂、残酷而富有激发力的现实,一个固执、封闭、危机与能量同样积聚的文化,一种令诗人着迷而让翻译家发疯的语言……整个二十世纪,几代人的痛苦: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传统的”怎样转化为“现代的”?也许一个提问方式的改变,将使整个答案不同:“现代”并不意味着“现在”,正像“传统”并不仅是“过去”一样。它们不是时间概念。它们标志着思考的层次——所以,它们并不对立,而是互相包容。任何一个活的、开放的“传统”,先天建立在“自我”的地基上,即“现代”上(甚至孔子,也无人能否认他的学说正是他个人的产物,而在他之后两千年对儒家传统的“固守”中,最大的损失正是他当初质疑与思考的精神);而任何一个人的“现代性”,必然包括他自己对传统的“再发现”——或正或反,传统被纳入你,并经你再次敞开;无彼则此不存。因此,“盲目”的不是别人,只是我自己。借鉴别人之“新”,如果不是因为挖掘自己之“深”,不仅会由于那是“别人传统之内的现代”而于己无益,更恐怖的是:我的传统——在“固守”中僵硬的——并不因我不理睬它而失效,它将在我的盲目中限定和选择我:我接受的只是我能够接受的——所谓“怪圈”,※这就是原因。因此,追问,不该向别人,只该向我自己——一种令任何答案都显得浅薄的不停追问,用问题“回答”问题。当你记住,在黑暗与罪恶中,没有一个人可能是清白和无辜的,“转型”,就已在你之内进行了。我是说,有奥德修斯,就一定能发现大海。即使没有,我也将创造它。因为,“漂流”正是人类精神的本质。
 
  那么,谁是“中国的诗人”呢?既然所有诗人只面对了同一个现实:作为辞,同时作为辞的反叛。生命,必须以一首首诗的形式来完成;
 
  那么,谁是“中文的诗人”呢?既然这些方块字,命中注定接纳我,同时接纳我对它的苛求:赤裸裸地,否认写下的是“语言”,而以逾越语言的边界为唯一目的;
 
  那么,只有“杨文的诗人”吗?既然这些诗,连别的中文也译不成,就把一切人译成/还原成“人的处境”;时间,还原成“时间的幻象”;内与外,还原成没有区别的同一处:我,此刻,这里。同时无所不在。奥德修斯的眼睛就是大海。而注视,就是暴风雨——   
 
  “停止在一场暴风雨不可能停止之处”。
  “现在里没有时间    没人慢慢醒来
  说    除了幻象没有海能活着”
 
  还记得在澳大利亚,悉尼海岸上那座耸入蓝色的峭壁吗?海鸥在下面,一群雪白的幽灵无声滑行。我坐在岩石上,看海。而大海、涛声、和漂泊者的命运,都在一刹那突入一首诗。

  还记得怎样写下《大海停止之处》吗?把一双写下《重合的孤独》的手,写进重合、又不同的另一双。我,和一个个我,在一具肉体中轮回,构成一首诗充沛的血缘。是这些字,把我变成无尽末日的隐喻。是诗,在注视虚幻而黯淡的现实,“建构诗意的空间,去敞开生之可能”。一首诗是一个同心圆,而一个同心圆就是一切:没有你,“你”只是某个“内在之我”;甚至没有我,“我”只是我之内无边的黑暗。一场朝向“现在”的永恒流浪。诡谲的逻辑是这样的:诗诞生于诗人之内;而诗人,又以被剥夺的方式,被囊括于诗之内——整整一生,成为一个注释、一则札记。黄土高原,北京的小屋,海,幽居堡;一块面具是无数张脸,一个辞代替所有的名字;地址越抽象,毁灭越不容回避……再深一点儿,死于幻象的人,也只有在幻象中才活着。形而下下,抵达形而上。
 
  仅仅是同心圆:没有一代人没有自己的奥德修斯,如果大海依然在人类思想中漂流。
 
  我说:“现在最遥远的”,
  “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
 
  ①《重合的孤独》:杨炼旧作,作于1985年。
 
  Schloss Solitude, Germanv
  1995.10.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