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

 
 
这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东东，玻璃。
但小时候，未必。
我说的小时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那时候的窗户、镜子、相框、一些家具上都镶有玻璃，但依然是稀缺之物。不然，在学校操场踢球时无意中打碎了一块教室窗玻璃，老师就不会逼迫学生回家要钱赔付了。然后，再挨家长一顿揍。
这是真事，很多男孩子都经历过。
但我今天，似乎不是说这个。
粮站前白房紧挨着火车道，过火车道，去南山的路旁，有一个水泡子，据说是附近居民经常在那里挖土盖房子，天长日久，地下水渗出而形成的。土是不能再挖了，但可以把家中的鸭鹅赶来游泳，吃水中的小鱼小虾。泡子边也逐渐成了垃圾场，破东烂西堆起老高。
你猜对了。我就是那个经常来水泡边放鸭牧鹅，顺便在垃圾堆里寻找宝物的男孩。
弹弓子，玻璃球，轱辘圈，洋钉子，洋火柴，旧书刊，甚至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都捡到过。但这些，也并没有怎样打动我。让我倍感激动的是，一天，我居然捡到了一块5mm厚的玻璃。虽然只有书本那样大，却是标准的长方形——这一定是谁家在割大块玻璃的时候，剩下的一小块，比如茶几上的玻璃，就通常用这种厚的5个米毛的（嗯，关于玻璃的厚度，我们都愿意说几个米毛的，而不说几毫米）。这种厚玻璃，周边都是墨绿色的，阳光下闪着宝石样的光泽。
将玻璃拿回家里，我立即翻出那个珍藏已久的日记本，里面印有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彩色相片，浓眉大眼，略带微笑的脸庞，让人感到无比亲切。这张照片比玻璃板略小一点，于是剪下。用一片果子（糕点）盒上的纸板和玻璃一起，把总理相片夹在中间，再去仓房找来一根铁丝，用钳子弯成一个托架，放在地桌最明显的位置。
这是1976年春天的事情，周总理去世不久。
记忆中，我好像只捡到过这么一块厚玻璃，更多的是那种常见的3个米毛的薄玻璃。易碎，周边也无墨绿。这种玻璃通常是谁家安装橱柜门，或是窗户剩下的。通常也不是那么规则，但依然有它们的用处，比如在房前屋后，我们这些孩子经常会在地上挖几个土坑，将捕捉到的昆虫，蚂蚱，蜈蚣，蛐蛐，蚯蚓，蜻蜓，蝴蝶等等，放在坑里，然后盖上玻璃，看它们在里面如何挣扎。有时，善心发现，也会在玻璃一角留出一丝缝隙，丢进一些更小的虫子，或是米粒。有了食物，这些陷于困境的家伙就会一时忘却危险，舞之蹈之起来，尤其蚯蚓，极尽消遁之能事。而最为壮观的，是在几个相距不远的坑中，因为挖有通道，它们就会往来穿梭，仿佛住进了豪华别墅一样，过起了家家。
但蝴蝶是飞不过去的。蝴蝶只能委曲求全，任由美丽的翅膀不停地扑腾。
往往这时，女孩子们就受不了了，她们会把玻璃掀开，放出蝴蝶。甚至把其它小动物们也放出来，而将采撷的鲜花置于坑中，谓之：花窖。
以上所述，该算是童年的趣事了。
及长，便进一步发现了有关玻璃的妙处。
那时矿山小镇，一些办公场所非常流行悬挂毛主席像，有铁皮的，也有木制的，但更多的是纸质印刷品。如果房间足够大，比如工人俱乐部，食堂，商店，会议室，悬挂马恩列斯毛一套五张的彩色大幅画像，不仅需要木框，还要镶嵌玻璃，以示威严、庄重和长久。父亲的班上就挂有这样一套伟人像。那时，居民家中的正墙上也都贴（或图钉按）有毛主席像，毛主席逝世后，在他旁边又贴上华主席像。一次父亲值班，我去他单位给他送饭。临走时，父亲说你把这两个相框带回家吧！我一看，是两个空相框，与他班上墙壁上悬挂的一样大。父亲说，这是他们剩下的两个，让我回家把墙上的毛主席、华主席像揭下来，装在相框里。这让我好生惊喜——这可是两块大玻璃啊！尽管3个米毛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下乡知识青年开始返城，二哥便是其中之一。找不到工作，他就到学校木工房拜师学艺，久之，终于成为一个不仅能做课桌板凳的木匠，还学会了打家具，拉玻璃。工装上衣兜里，永远别着两样东西：铅笔和玻璃刀。交人啊！吱吱几下，啪的一声，再大再厚的玻璃也会如愿以偿地成为谁家的窗玻璃、柜门玻璃、茶几玻璃，成为镜子，成为鱼缸。根据需要，有时还会拉出圆形、椭圆形的，甚是妖娆。二哥不仅把我们家里缺角、裂纹的门窗玻璃，在寒冬来临之前及时换掉，还给家里打了地桌、炕桌、衣柜、被柜、橱柜等等，当然有的也要镶上玻璃。这时，我已经开始学习绘画，二哥就鼓励我在他打的家具木板、玻璃上画。没有一次成形的把握，就先在纸上打草稿，最后再把玻璃压在上面描摹。几番下来，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日月山川，竟也有模有样栩栩如生起来。其时，出一种毛玻璃，半明半暗，用来画鱼儿和水草效果极好，也不用再画水了。
二哥说，毛玻璃贵呢，且不好买。不过有一种办法：用磨砂石或精钢砂沾水打磨，就会把明玻璃变暗，变糙，变灰。但费时间。
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咱不工作，咱磨玻璃。功夫不负有心人，磨后的玻璃不仅有一种朦胧之美，而且落笔涩而不滑，如遇上好的宣纸。若干年后，二哥说，有一次我挤油画颜料，因为长时间不用，管口已经塞住，我以为油挤油会出来。结果旁逸斜出，弄了一手。还说，我不应该把画扔了，应该坚持下去。
二哥说的扔了，是我后来不画画了，有些可惜的意思。
 
台灯
 
十几平米的老屋，一铺火炕占去一半的位置。屋地逼仄，除却靠墙的一对木箱子，自然就没有多少留白。二哥手拿一把卷尺，左量右量，最后说：嗯，能放下。
二哥是木匠，老屋里的家具，除了那个水曲柳炕柜是他师傅打的外，其余均出自他手。那时，二哥在学校木工房上班。我和三哥、弟弟上学。我们常央求他给打个写字台，省得作业在炕沿上写。二哥说，这点儿地方也放不下写字台啊！挤个地桌还差不多。
地桌是写字台吗？
能在上面写字，就是写字台呗。
半月后，二哥用带车子推回来一个地桌——的确不能叫写字台，因为它只有两个抽屉，两个对开门，不像邻居小胖家的宽阔大气。当然，那是小胖当校长的爸爸的办公桌。二哥打的这个，虽然有点自惭形秽，颜色也不是通常的紫檀，而是刷了亮油的焦黄，榆木花纹都向着一个方向使劲，但放在我家屋地真是再好不过了。
二哥说，柜门上的两块玻璃得画点什么。
这个任务当然是交给我了。泰山日出、桂林烟雨，画起来也不是多难。
有了地桌，写作业、看书，就再不用趴在炕沿或是炕桌（饭桌）上了。招待客人，沏茶倒水也有了安放之处。我的文房四宝，更是理直气壮地置于桌子一端，写不了大字，画不了大画，但比先前的炕桌还是宽余得很。
有一天，三哥说：要是再有一盏台灯就好了。
那很贵吧？我说。
没事，咱自己做。不知从哪里，三哥找来一块有机玻璃板（不厚，3个米毛吧），用格尺和铅笔在上面一阵量、画，然后用锯条沿线拉出两个相同的菱形板，四个长条板，用砂纸将它们的周边打磨光滑，再在菱形板上钻一个小孔。三哥说，你会画，就在那四个长条板上画点儿什么吧，最好是用刀刻出来，白描那种，最后填色——还是画三条吧！正面那条刻字。刻什么呢？当然是周总理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于是，梅兰竹菊，我选了前三个，多色。字是双钩隶书，纯红。都是反画反写。如此，四个长条板组成一个立柱，两个菱形板中间夹了一张碎花彩纸，做底座，座下四角，垫上四个绿色塑料跳棋。最后，它们都用502胶紧紧地粘合在了一起——一盏台灯的骨架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灯泡、灯头、灯线和灯罩了。后者，三哥早已用一张白色的薄塑料加细铁丝做成了，前者更是我们每个矿山家庭都能找到的，只需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将那个细细的灯线穿过菱形底盘上的孔眼。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没有一盏台灯怎么能行呢！我们好不欢喜。
现在想来，其实那时也未必就读了多少书。能读到的书毕竟有限。
作为矿工的儿子，那个年代，生活在偏远的小镇，除了上学，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帮助父母干活，维持生计。打柴，割猪草，放鸭子，伺弄菜园，喂鸡喂鹅，颇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意思。晚饭，总是要等到天黑才吃。看书、写作业，更是排在最后。
我不是一个功课好的学生，但我却深深地迷恋绘画和书法，受三哥的影响，也十分喜爱文学。小镇偏僻，没有专业老师教，就只能自学，好在那时，三哥已经中学毕业到外地工作，每每回来，就会给我带一些书刊。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父母进入梦乡的时候，我才能走进自己的一方天地：拧亮台灯，看书，写日记，贴剪报，抄名言警句，临摹字画。那时没有画夹，更没有画架，二哥就给我拼了个方木板，画素描时，我把木板担在地桌边沿，没有维纳斯大卫石膏像，就把瓜果梨桃什么的摆放在桌面上，练习静物写生。也曾临摹过《芥子园画谱》和《徐悲鸿素描》，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外国人体素描书，里面有很多男女裸体画。这样的书，白天都要放进抽屉的底层，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能拿出来看。
这样的夜晚，就有了些神秘感。那盏闪着橘黄色光圈的台灯也愈加显得珍贵。
我们家没有女孩，兄弟五个清一色光杆司令。记忆中，我画过二哥、三哥和弟弟，也画过父亲母亲，但都是速写，用当时的流行语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可能也画过小胖的姐姐小莉，不过不是现场速写，而是临摹她一张3寸大的相片，大眼睛、辫子粗又长的那种。画完，不仅小胖小莉说像，邻居们也是一片啧啧称赞。现在想来，当时画的无论素描还是速写，肯定都是不成熟的，更谈不上什么技法。画得像，似乎是唯一的标准。
但有一幅画没有完成，让我久久难忘。
与父亲一道从老家海城来到树基沟矿山工作的老乡，大约十几个，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可能就是杨叔了。不过，杨叔家并未安在镇上，而是几十公里外的北三家乡（那时叫公社）。有时下班，赶不上车回家，杨叔就会在我家临时住一晚。逢年过节，杨婶也会带着孩子来我家串门，当然，我们也会去他家。
有一年放暑假，杨婶家的女孩小莉（居然也叫小莉）跟杨婶来我家，她与我三哥同龄，长我4岁，我应该管她叫姐姐。我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仍然是拧亮台灯，画画。小莉坐在我身边观看。时间晚了，杨婶就叫她上炕睡觉。炕，她是上去了，但仍然不肯睡，而是趴在枕头上继续看我。其实，屋里的灯已经关了，只有地桌上的台灯散发出微弱的光。她哪里能看清我的画呢！待大人们的鼾声起来时，她竟又悄悄的下地，低声说：小弟，你画画我呗！我说，那你得给我照片。她说，不用照片，就画真人。我说不行，照片。
她执拗地不走。我说，你不走，就照片也不给你画。
那好吧！下次来带给你。说完，一条影子闪进了被窝。我的心，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后来的事情如你所知，小莉再没来，我也没有去她家。也没有看到她的照片。
 
（原载《散文百家》2020年第7期）
 
作者简介：

程远，作家，文旅策划人，水墨爱好者。文学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小说林》《草原》《西湖》《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著有非虚构文本《底层的珍珠》。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获2016辽宁省首届最美图书奖。现居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