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师（外一篇）
作者：刘建芳
农民教师是指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农民教师。
焦黄中渗杂着白色的略为稀疏的头发，黑里透红的肤色掩盖了他的清瘦，身上穿着一件已看不出是白色的衬衣，打赤的脚，父亲在暑假里的任何一天，站在田塍边，或掮着犁钯走在小路上，就是一个十足的农民。
署假里的父亲要按计划去做他一年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按时间按季节地和我母亲一起收割、犁田、钯田、插秧、施肥，待水田里的秧苗长成绿油油的一片时，就马不停蹄地去完成他暑假里的最后一件事：吆喝着我们几个兄弟出力，自己用双肩掮着手推双轮车，往返几次，向十多里外的乡粮管所送公购粮，然后揣着粮所开的那张纸条几乎是飞跑着奔向那全乡里唯一的储蓄所去领钱——他怕去迟了，储蓄所里的钱用完了，那张纸条就会变成“白条”，而第二天假期就到了，因为他还是一个教师，必须准时开学，况且我们兄弟几个也等着这些钱交学费呢。如果顺利拿到了钱，父亲就会满面春风般地从储蓄所里小跑出来，挥着双手，因为开心而大声地呼喊着我们：“大建、芳儿、章儿，我们回家啦！”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乃至那个年代父亲给我的最清晰最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父亲是一个很“科班”出生的教师。他是六十年代初期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吹、拉、弹、唱样样来得几手,他不但是我们村里那时唯一的“秀才”，甚至在全乡像他这样的中师生也很少。时至今日，我还时常唱着读初中时父亲教给我的《茉莉花》、《南泥湾》等歌曲。那时我们学唱歌时，是在学校的大院子里，全校学生按班级排列全部分行坐在一起，父亲就站在前面较高的黄土坎上，前面摆着一台脚踏风琴，这时的父亲俨然一位指挥家，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父亲是边弹边唱边教的，有时还会站起来指挥，学生们也很认真，一个早读时间就可以学会三、四首歌。但父亲最拿手的，还是他的教学，他是教物理的，许多人都不太相信，连我都有些怀疑，因为平时的父亲热情、乐观，学校的文艺活动都由他安排组织，谁还会把他跟严谨的物理教学联系在一起呢？但父亲确实把他的物理课教得很出色，有一学年他教的物理，在全县初三毕业班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因此他也就当上了这间乡下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并且一当就是二十年。
是的，站在讲台上的父亲很专业，也很敬业，从教四十多年来，他教的学生无数，也获得了无数学生的尊敬。但在假期，父亲走出校门，站在水田里，却是一个很地道的农民，那股干农活的劲头，就连隔壁当过生产队长的大叔也比不过。特别在农忙季节，父亲顶着烈日在田间钯田，头上只罩着一条旧手巾，经常连中午时间也不休息，有时母亲心疼地说：“歇一会儿吧，看你干活的干劲，哪象吃商品粮的”，这时父亲总是回报以“嘿”“嘿”两声憨笑，表达他对生产、对劳动的执着和热爱。父亲对农活也很精通，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杀虫，他总是非常适时地亲自去做，而我们家的稻子也总是年年丰收，我们兄弟几个每学年开学的学费，就靠暑假时我们把刚打好晒好的谷子送到乡粮管所当购粮任务卖了，能基本上够用。
我知道父亲喜欢劳动的原因，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父亲靠劳动、靠做农民养育了我们，而劳动和农民也养育了许多象他一样一边种田一边教书的教师。父亲从十七岁开始做教师，直到满了六十岁才退休，做了整整四十三年的教师，他除了桃李满天，还有许多关于耕耘和收获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说我父亲是一个农民教师，因为我很热爱我的父亲，就象农民热爱土地，学生热爱老师那样。
乡村女教师
许多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的，想念我的老师，一位二十多年前教过我一年小学的乡村女教师。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读的小学是村里的祠堂改做的。至今我还记得那油漆斑驳的屋椽，乌黑的供香桌，青砖地面，石板天井，还有门口那两条竖起叫秀才柱的石柱子。走进大堂里面，着实让人感觉有一种古朴的书庵的环境，怪不得村里人都叫它学堂而不叫学校。我们的教室就是围着祠堂用泥墙沏的六间小平房，整个小学校就是一个简单的四合院。
在这样的学校里，来了一位从城里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做我们的老师。她也许太瘦小了，以至好象没有足够的力气扛着锄头和其它知青一样去上山“农业学大寨”挖梯田，被村里的老支书安排到学校做了一名小学老师。
她虽然瘦小，看上去也并不漂亮，但皮肤白净，一双眼睛大而水灵，说话爽快而且声音很大，所以给人的感觉并不纤弱。她爽朗的性格使学生们很快就喜欢她了，第二天，全村里的五十多个学生娃都知道她了，见了面都争着叫她“王老师”，她忙着热情地一一笑着回应，并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有一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要毕业了，来了一个照毕业相的师傅。自然，那时照一张相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件很希罕很不容易的事。王老师说要在这乡村照一张相，学校里的其他四位老师和全部学生都远远的围成了半个圆圈争着看。她就站在校门口的田塍上，脚下是五月的绿油油的禾田，更远处的背景是连绵青山脚下的我们住的泥墙瓦屋。王老师侧身站着，卷起裤脚和袖口，昂首挺胸，扛着一把很大的锄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白毛巾，整个人显得十分有精神。我们一会几看王老师，一会看照相师傅，觉得很神奇，当照相机“卜嚓”一声响后，我们都欢呼起来，好像我们做完了一件非常兴奋的事。
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也常使我想起王老师的是发生在课堂上的一件事。那是一节数学课，王老师在黑板上和我们一起演算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结果没有算对，而下面的学生们发现了，一时吱吱喳喳，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叫出了我的名字，要我上去做，因为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也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我没等王老师叫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写上正确答案，然后很神气地回到座位。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的大逆不道，多么的不懂事，多么的对老师不尊重啊。但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一个顽童的一时兴起。王老师对我的举动感到一时不知所措，她怔了一会儿，好象明白了什么，然后捂着通红的脸跑出了教室。
直到放学时，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紧张地跟着校长进了办公室，只见王老师红肿着双眼，显然她哭过，并且一定哭得很厉害。但她对我进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校长对我说了一句：“芳儿，你是一个好学生啊，怎会这样……”我当时多想王老师批评我，哪怕一句也好，但她一直都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不停地用她的小手绢擦着眼睛，好象她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而我的心里就更加感到不安和愧疚。
后来不久，她就和那批知青回城里去了，我也就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对老师的愧疚之情也就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想念。读初中时，我想，王老师回到城里还教书吗，她那么瘦小，学生会欺负她吗；读高中时，我想，王老师结婚了吗，她的结婚照一定比那张扛锄头的黑白照好看吧；我考上大学后，想向她报喜，却始终没有找到她。
许多年过去了，对老师的想念越深，我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假如时光能倒流，我一定要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回到那所简朴的小学堂，亲切地喊着“王老师”，做一名听话的小学生。
（2006年6月于中山兴中道1号）
作者简介：
刘建芳，男。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藉贯江西定南。作品在《中国作家》《中国政协》《澳门月刊》《诗刊》《词刊》等30多家刊物和《大公报》《南方日报》等报副刊发表。已出版散文集《水井边的日子》、诗集《南方的风》《流淌的岐江》《梦中之河》《香山晨语》等5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