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8则）
作者：安琪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细说红楼梦》是白先勇先生2014年至2015年受邀回母校台湾大学开讲《红楼梦》导读通识课的讲稿编撰而成的专著，全书依照《红楼梦》120回顺序，一回一回开讲，我读了前三回，想想自己对《红楼梦》的熟稔程度当不似从未读过或只读一遍的大学生们，遂决定放下此书，不读。当然白先勇先生并不只是简单复述每一回内容，他在复述的过程中会有分析、有伏笔、有推断、有自己的观点和注解，但终究全书还是以复述《红楼梦》每一回的故事发生为主要，可能这本书更适合不曾读过《红楼梦》的读者。我高兴地发现白先勇也是认为《红楼梦》全书其实都是曹公曹雪芹一人完成的，本书前言白先生写道，“世界经典小说，还没有一本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合写而成的例子。《红楼梦》人物情节发展千头万绪，后四十回如果换一个作者，怎么可能把这些无数根长长短短的线索一一理清接榫，前后成为一体。例如人物性格语调的统一就是一个大难题……后四十回本来就是曹雪芹的原稿，只是经过高鹗与程伟元整理过罢了。”我完全认同白先生此论。
1990年代初开始热爱文学时即读过白先勇先生的《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2013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我便慕名而去，悄悄坐于会场后排，远远看着白先勇，觉得先生举手投足皆有一股柔美之风。那天白先勇发言的两个主题：新著《父亲与民国》和昆曲《牡丹亭》，期间还展示了许多父亲白崇禧的照片。当时还记了很多笔记，遗憾并未马上撰文，于今只剩“远远见过”四字了。
2017-12-20
注：《细说红楼梦》，白先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并无感官刺激的《洛丽塔》
抱着想看性描写的小心思来读《洛丽塔》的读者一定会失望，本书虽曾因题材的敏感引发争议，被四家美国出版社拒绝，但书中并无如何露骨的性爱情节。我早就注意到中外小说在“性”上的表达态度迥异，中国写动作（譬如《金瓶梅》，譬如三言两拍），外国写心理（譬如《洛丽塔》、譬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相比较，自然中国版的感官刺激更烈。
文学中人大都知道《洛丽塔》，知道这部讲述中年男子亨伯特与未成年少女洛丽塔之间不伦之恋的小说来自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说到纳博科夫，我脑中同时闪现的还有他的《微暗的火》，1990年代湖南作家远人就曾向我推荐过此书，遗憾我至今尚未读到，家里似乎也无此藏书。那天翻寻书柜，《洛丽塔》跳了出来，想想这部小说也是名声响亮且含有诸多暧昧元素，便开始阅读起来。倘要分类，《洛丽塔》可算通俗小说，可读性很强，文字的气息就像《飘》，行文流畅而有稍稍的揶揄，情节也很抓人。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系亨伯特的法庭自供状，其时亨伯特已经犯下杀人罪。
纳博科夫经常会借助亨伯特的口嘲讽他不喜欢的作家作品（譬如《约翰·克里斯朵夫》、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表扬他喜欢的作家（譬如艾略特、譬如拜伦），小说家的这个权利让我羡慕。纳博科夫一定是个诗人虽然我没读过他的诗，书中许多句式是诗歌的句式，许多表达是一种新鲜的诗意的表达。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吸引我读下去的重要原因。对诗人而言，小说的冗长真是阅读的极大障碍。
纳博科夫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就是天才派”，仅从《洛丽塔》，尚看不出纳博科夫的“天才”，也许他的天才在《微暗的火》里？
2018-1-2
注：《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这是接近大诗人的大诗人”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后悔的事”与“梅花”有何必然联系？没有。但诗人张枣说有，这便有了。这就是强力诗人的创造力，他们可以指认物与物的关系，可以改变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的词性，好比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不相干的五个字被强行粘合，成一个常用词语，仿佛早已有之。强力诗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之强，据柏桦文中得悉，张枣写出《镜中》时并无把握此诗的好坏，他随意丢弃此诗于一地诗稿中恰好被来访的好友柏桦读到，柏桦当即赞叹此诗。事实证明柏桦所赞所叹不虚，中国当代诗人谁人不知此诗，谁人不会背诵这两句？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短短12行《镜中》，便有语意相近的四句放置于起始，中间八句则是梦境一样的游离，独坐的女子脑电波的流转，仿佛到前世走了一遭，游泳、登梯、骑马、遇到皇帝，然后又回坐到窗前。读者对此诗的共鸣感来自内心中的古典情结，中国读书人再西化，骨子里也流淌着传统的血，总能心领神会于古意悠然的词句，譬如梅花、譬如皇帝、譬如南山，如果把“梅花”换成“玫瑰”，这首诗便露出洋味，传递出的古典气息便大打折扣。
青年学者胡亮在《窥豹录》“张枣篇”言及张枣，“既有对元典的运用之妙，亦有对汉语的运用之妙，其结果，是从‘旧’里挤出了锱铢必较的‘真先锋’”。胡亮要我“放慢读”张枣，因为，“这是接近大诗人的大诗人”。
读《春秋来信》，能读到敏感得神经质的张枣，这点上他和早期的柏桦相似。但在语言表达上，张枣绵软而粘，柏桦猛烈而脆，张枣中国，柏桦西化，张枣哪怕写的洋人莫妮卡、卡夫卡、茨维塔耶娃，也是柔肠百结的旧式中国文人的婉转哀诉，柏桦哪怕写清朝，也剪掉了长辫子而露出坚硬的短发。张枣是阴柔的，早期的柏桦是阳刚的（后期的柏桦也转阴柔）。
记不得有无见过张枣，仅从照片，张枣的前后期相貌差别很大，年轻的俊朗忧郁、中年的臃肿邋遢，让人吃惊。我感觉中年张枣在自暴自弃。资料获悉，张枣创作量极少且大都在青年时期便已完成，整本《春秋来信》收入张枣诗作63首，有若干长诗，这便是张枣的全部诗作？答案确乎是。
“他留存下来的诗作如此之少……但仅凭一本薄薄的《春秋来信》足以展露他卓越的诗歌天赋”，宋琳在题为《精灵的名字》的后记中写道。第三代诗人群体，男张枣、女陆忆敏，都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典范。除了他们自身的优秀，有一群同样优秀的朋友发现了他们、认可了他们并不余遗力推举他们，也是张陆二人迅速经典化的重要原因。
对量少的大诗人，我总有一些些不服气。
2018-1-4
注：《春秋来信》，张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易彬的穆旦研究
易彬博士大概想不到，为了写他的“穆旦研究系列”读书记，我顺带又百度出了江弱水、张定浩、于慈江诸位学人研读穆旦的心得，是为延伸性阅读。此前微信曾有一文广为传播，点击率已近6万。该文题为《一个诗人的改造》（作者李舒），从青年穆旦在远征军队伍里染上疟疾差点死去、后因杜聿明将军给的一片药活了下来写起，叙述了穆旦的一生，采用的通俗手法，主抓穆旦的爱情、文革受难、劫后余生又摔伤及至病逝，写出了一代人（从现代走到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丰富而伤痛的命运。文后的注解告诉我们，易彬所撰写的《穆旦评传》和《“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必然的，易彬这三大卷出版以后，凡穆旦研究就绕不过了。
“有意识地搜集穆旦的资料，是在世纪之交的南京读书期间”，易彬在《穆旦年谱》后记如此写道。1976年出生的易彬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24岁，正在南京大学读研。整整10年，易彬把自己的学术青春献给了穆旦。穆旦生前属于“沉默的诗人”（易彬），自我阐释的机会很少，尽管经历曲折（西南联大、中国远征军、留学、回国、历史反革命、平反），无论哪一段都可以铺陈展开，无奈1977年2月穆旦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59岁，没有给自己阐释的时间。易彬注意到，比穆旦年长的艾青、冯至、卞之琳，与穆旦同时代的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等，“无一例外地写下了较多评论文字与自我阐述类文字”，客观上做到了在别人追认他们之前的自我追认。我在易彬《穆旦评传》的引言中读到了一个词，“剥索”，脑中浮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烈日酷暑下，荒芜的田野，头戴斗笠的老农光着黝黑的脊背，蹲在那里，双手爬梳着坚硬的大地，尽力试图从中拈取到可食用的麦粒。
十年来，年轻的易彬就是这样“剥索”着，从茫茫文海、人海里翻阅捡取他人笔下与穆旦有关的点滴，既然穆旦自己不能提供多少与己有关的文字，那就从穆旦的同时代人笔下去碰吧，只能碰了，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写你推你，别人写不写你推不推你那是他们的慧眼和公心，时至今日，依然是这样。每个诗人所作的就是，写好自己，无论诗还是文。幸运的是，穆旦遇到了一批懂他爱他的知己，1981年曹辛之、辛笛、袁可嘉等人编选《九叶派诗选》时，已辞世的穆旦位列其中。袁可嘉称穆旦是1940年代新诗潮“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因为穆旦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
在《穆旦评传》中我们还读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同为九叶派诗人的唐湜回忆，1947年秋，他原本打算给汪曾祺写篇评论，有一次去找他，“可他拿出一本《穆旦诗集》，在东北印得很粗糙的，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这样，唐湜才细读了穆旦的诗歌，也才有了《诗的新生代》和《穆旦论》两篇评论文章。
当今文坛，不知还有几个汪曾祺？
穆旦诗作的“非中国化”是他引发争议较多的地方，易彬认为，穆旦身上同样有杜甫和陶渊明，“穆旦精神世界所透现出来的‘奥登’与‘陶渊明’也并非决然分裂，相反，在某些时刻也曾合二为一”。穆旦怀疑和要排除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他想给现代诗以“严肃而清晰的形象感觉”，在《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中我读到了易彬“为穆旦一辩”的努力。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以穆旦为核心，构建出了与穆旦可资比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整体性写作行为史：鲁迅、艾青、冯至、九叶派诸家、昌耀，因此本书既是穆旦的“个人史”，也仿佛易彬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易彬不但研读了穆旦，也把与穆旦有关的时代、作家，一并研读了。
“易彬著《穆旦年谱》，其用力之深广，考证之细密，在今天的穆旦研究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煌煌三卷本“穆旦研究系列著作”确证了李怡教授此论。
2018-2-15
注：易彬“穆旦研究系列著作”：《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翻译是一项艰辛而危险的活
我一直还是习惯称希姆博尔斯卡，但在今日媒体，辛波斯卡已完全替代了希姆博尔斯卡证明了陈黎译本的受众之广和影响力之大。家里曾购有红皮本的《呼唤雪人》，林洪亮翻译，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2000年出版。记得我也是读完的，对其中一首《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印象很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句式，“一条鱼”怎么怎么“另一条鱼”，模仿者很容易引申，“一物怎么怎么另一物”，本书并未收入此作。屡次搬家，已找不到《呼唤雪人》了，不然我很想拿两本译作来做个比较。由此我想到翻译确实是一项艰辛而危险的活，艰辛指的工作过程，危险则在于谁也不能保证你的译本不会在哪天被取代。远一点，现代文学史上冰心翻译的泰戈尔、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已被当代翻译家伊沙和赵振江重新翻译过了。近的就是陈黎对林洪亮的取代（“取代”这个词不好听，但事实基本如此）。现在我脑子里只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草婴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好像还没人去碰，朱生豪和草婴提供了一个翻译秘密：要全力以赴翻译一个人，这个人最好是巨匠，有庞大的创作量。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翻译家主攻《追忆似水年华》，我读过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分属不同译者，虽然译得很棒但我一个译者都记不住。
《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又一次确证了一个译界法则：优秀的诗人总能译出优秀的诗作。从我读过的陈黎两个译本（另一本《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巴勃罗·聂鲁达，著，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我尝试着下此断语：这是一个内心特别柔软、神经有点过敏、感性非常发达、形象思维丰沛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所翻译的作品自然诗味浓厚，是真正的诗的译本。我也曾读过非诗人翻译的译作，干枯、僵硬，读之如同嚼蜡。
事实上读译著就是读译者，对读者而言，有没有符合原著并不很重要（主要指的诗这个文体），重要的是必须“诗”（这是我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认同）。当然，辛波斯卡的诗内容上应该不会有让人译错的地方，她的诗作总体上是明晰的，她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写作的素材譬如衣服、履历表、桥上的人们，等等。她也擅长写虚，譬如奇迹、然而、寓言，等等，照理有这样超强写作能力的人应该产量颇丰才对，奇怪的是辛波斯卡恰好产量极少，少到可以与特朗斯特罗姆媲美。重读辛波斯卡我发现她真的影响了不少中国诗人，譬如，“我说出什么词，然后就怎么样”，至于那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早成格言了以至于我看到中国诗人诗中出现“偏爱”二字就马上产生不良反应。
2018-2-16
注：《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著。陈黎，张芬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杨少衡的“清官梦”
杨少衡的心中一直保留着“清官梦”，这是我的猜测，他的小说里，总有这么一个“清官”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官不是最大，最大就好办了，没有任何困难就可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这个主人公一定是夹在不高不低的官阶中层，他的行动才瞻前顾后，用尽心思，思谋着如何既保全自己，又能扎扎实实施爱心于民、办实事于民，这是杨少衡小说主人公的共性。收入本书的五篇小说，如《底层官员：大畅岭》的刘克服、《我不认识你》的孟奇，都是这样的类型。杨少衡的“清官”与古代“清官”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硬碰硬像包公像海瑞，“舍得一身剐”，他们懂得官场规则，知道如何在大体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虚与委蛇、知道适当的拍马屁以确保自己的官职不丢甚至官职上升。确实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你的仁爱你的智慧你的才干只有权利在手才能实施，权利越大实施得才越顺心越到位。杨少衡本质是儒家，有着修齐治平的底色。杨少衡有着长期在地市级城市任官职的经历，他的小说定位便大体在县乡级，所谓“底层官员”，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基础建制，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就是村民。这层官员如果都是好人，都有为民之心，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大体有保证。杨少衡小说的意义也在于此：为官之人读，了解如何面对民众，为民之人读，了解好官应该是什么样的。杨少衡是公认的好人，脸上永远带着谦和的微笑，“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就不适合他了，杨少衡也是个没有敌人的人。
杨少衡、青禾、海迪被誉为漳州文坛的三驾马车，是漳州当代文学小说体裁的开山祖。从1979年三位作家在《福建文学》（当时的《福建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起，40年来，他们从未停止创作。1993年我用香港书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需父亲支持，父亲说，你能请到舒婷帮你写序我就出钱，我说请不到，他说，那请到杨少衡也行。时杨少衡任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于是拿着书稿敲开了杨老师的家门，结果是，得到了杨少衡老师的序，也得到了我的第一部诗集《歌，水上红月》。
在福建时读杨少衡小说比较多，也写过杨少衡小说集《彗星岱尔曼》《相约金色年华》读后感。惜乎日久，已散佚。2009年7月14日下午，北京时尚廊艺术书店举办了杨少衡长篇小说《村选》首发，我应书店主人许志强之邀到了现场，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杨少衡，彼此问个好，也无多话。这么多年杨少衡获得了包括“人民文学奖”在内的诸多重要文学奖项，被誉为南方实力派作家的领军人物。
《杨少衡新现实主义小说点评》有抓牢人心的故事、有让人叹息的好官当不长的人物命运，还有林继中教授的点评和小议。林继中教授是改革开放恢复学位制的第一批文学博士，是漳州的“国宝级”人物。林教授的点评很尊重原著，惜墨如金点几句而不像金圣叹前辈借原著显才情，时不时打断原著的节奏来一段侃侃而谈。林教授把自己的洞见更多放在全文结束后的小议，说是小议，其实是大论，有水平的论不拘长短都是大。
2018-2-19
注：《杨少衡新现实主义小说点评》，杨少衡，著，林继中，评。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
汪曾祺：文学家，生活家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读书读到此处不禁大笑，遂拍了图片发到微信，询问“这谁写的呀”？并要求，“不能百度，直接说作者”，好家伙，叶子、鬼石、李寒、陈浩文、谷雨、韩晓露、朱灿马上跟贴：汪曾祺。何奕敏直接点出书名《人间草木》，谷禾更酷，撂了一句，“看第一句我就猜出了是汪先生”，雨竹说，“我也曾晒过汪老这句著名的栀子花香”，我既喜且惊，喜的是我朋友圈果然都高人，往来无文盲，惊的是有这么多读书人盯着我的微信，我这“读书记”还怎么写啊？！且不管它，就学汪先生，信笔跑纸，到哪算哪。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先生随笔集，书分五辑，眉目清晰：一果一疏（植物）、季节的供养（时令与风物）、四方游记（山水笔记）、联大师友（西南联大求学往事）、从容而安（人生感悟），彩色印制，配有诸多汪先生书画作品。
除了文学家的称誉，汪先生另有一漂亮头衔：生活家。若放在古代，汪先生会不会是另一个袁枚？我感觉很有可能。汪先生性情淡泊（在《七十抒怀》中汪先生认为这种性格是由自己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气质所决定的，他不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学他）、喜读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经常逃课读书）、爱烹调（自认为“做做菜”是业余几个爱好之一，本书有汪先生对某几道菜的程序和口感的具体描述，读者可循此汪氏菜谱烹饪一番）。汪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到一地，他更喜欢逛的是菜市场而非百货商场。等公交车他能和公交站旁的一户人家的一个老人结为朋友，为之写文称之为“活庄子”。1958年被划为右派从京城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到果园上班，恰好提供给他细致观察果树成长的机会，本书第一篇《关于葡萄》就是很详尽的葡萄成长故事。嗨，对作家而言，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白经历。诚如是。
汪先生写随笔真是自在，也不谋篇布局，也不起承转合，也许有，但已臻至化境，读之仿佛没有。以第三辑“四方游记”为例，因为我也经常有到外地采风必须完成作业的任务，读本章不免留心汪先生如何写。却见先生真是洒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譬如《天山行色》，汪先生一行一路游历，走遍新疆大半疆域，写到“尼勒克”一节，寥寥两段，第一段点了三个与此地有关的女性人物但并不展开：远嫁乌孙不知有无路过此地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以及汉代女外交家冯缭夫人。第二段就这么三句，“尼勒克地方很小，但是境内现有十三个民族。新疆的十三个民族，这里全有。喀什河从城外流过，水清如碧玉，流甚急”，常言说“高僧说家常话”，那是必须高僧，若我也这样简略，不说自己不敢，就是主办方也不答应吧。
读《人间草木》，读到汪先生到过福建，并且从我故乡漳州走起，漳州－云霄－东山－厦门－福州－武夷山，依然是有感则不吝惜笔墨，无感则一两段打发，譬如“东山”一节，汪先生很无奈写到，“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能说：我到过全国最大的海滩了”。仅这句也就够了，建议东山县政府抓住汪先生这句话去做文章吧，虽然汪先生只给了东山两段话。
2018-2-20
注：《人间草木》，汪曾祺，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
作家读作家、作家写作家都属于近距离对打
1990年代初，我读了一段时间外国文学作品，两套书记忆比较深：一套《外国中篇小说选》，大约8卷本；另一套世界名著内文字号很小、封面由电影剧照构成，现在能想起的是《简爱》《嘉莉妹妹》《悲惨世界》《飘》。后来我的写作主要定位在诗歌这一文体，对小说的阅读便告终止。今天读《毛姆读书随笔》，仿佛是对1990年代我的阅读记忆的唤醒，本书第三辑“作家与作品”所谈到的《傲慢与偏见》《大卫·科波菲尔》《呼啸山庄》《堂·吉诃德》《红与黑》《高老头》《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当年都已读过。
之所以炫耀式地罗列书名一是很惊讶我对经典的选择和毛姆的选择竟然如此不约而同，二也是表达一种遗憾，确实2016年9月7日之前我是没有写“读书记”的习惯，此前的阅读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印记，倘要写就必须重读，而这世界遍地皆书，经典堆叠，我又是属于贪多之辈，重读是不可能了，这些书因此不能进入我的“读书记”，于是借写毛姆让它们亮亮相，权当到此一游吧。但毛姆却不如此，在《谈俄罗斯三大长篇小说》一文中他如此写道，“关于托尔斯泰，我原先想劝你读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战争与和平》，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前者好像比后者更好一点；但是，为慎重起见，我又把这两本书都重读了一遍，现在我可以毫无疑问地对你说，还是《战争与和平》更为出色”，天哪，《战争与和平》中文版四大册，英文版想必也如此，我真是佩服毛姆的认真。本书类似“重读”的表达出现多次，也证明了毛姆的精力实在旺盛。
毛姆一直强调“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如果一本书使你感到枯燥无味、感到厌倦，尽可以丢开不读，包括他所推介的书。当然毛姆不忘苦口婆心劝导，“没有哪种娱乐比读书更便宜了”，他说，“养成读书习惯，也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我读《毛姆读书随笔》真是读得高兴，用一个老成语“字字珠玑”总归不错，划了一道又一道好观点好词句，仿佛跟随一个浑身嵌满珠宝的人他一路走一路掉，我便也一路跟一路捡，譬如对惠特曼他如此总结，“如果我们也用一棵树来表示美国文学的家谱的话，那么像欧·亨利、林·拉德纳……这样的美国作家就是这棵树上的一根根树枝，那么，粗壮的树干就是辉煌的、无畏的和独创的瓦尔特·惠特曼”，对艾米莉·迪金森，毛姆毫不客气地说，“在我看来，她不配受到那么高的赞誉”。
作家读作家、作家写作家都属于近距离对打，直接拳脚相加，谁虚谁实过两招就知道，尤其隔着年代隔着国家，更不必来什么客套也不用担心落下仇恨，毛姆对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都来了一篇文学综述，前三个国家他赞不绝口，后一个国家他说，“你千万不要指望他们会像我在前面谈到的那些书一样振奋人心”，对美国这个“文学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的国家，毛姆难掩鄙夷之情。
2018-2-21
注：《毛姆读书随笔》，[英]毛姆，著，刘文荣，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