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安枫:住过我家的志愿军老兵

安枫2020-01-19 16:35:40
安枫: 住过我家的志愿军老兵
 
作者:安枫
 
  住进了中南海边儿上,西城区灵境胡同,我爷爷奶奶的院儿里,因为和中南海就隔一条街,有人开玩笑说:和党中央成为邻居……
 
  一
 
  李大爷,是我爸单位里的同事,长得挺精神,就是,耳朵有点儿背,人有点儿窝囊,有点儿傻,一辈子没文化,除了会写自己名字,就认识俩字:男女,怕进错厕所。
 
  李大爷老家在河北白洋淀,孙犁的《荷花淀》,就说的这儿。别看他没文化,他的名字可叫李文友,文化的文,朋友的友。
 
  别看他一直挺穷困,还出过两次国,我小时候,出国是很罕见的,那时候,我家在东城,爷爷奶奶家在西城,我去过的最远的地儿,就是石景山区我姥姥家,也就一俩小时就到了,所以,一听说李大爷出过国,立刻觉得他特神秘,特羡慕,但是,他出国,可不像大家所孰知的,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旅游、长见识,找出路什么的,而是吃大苦、受大累、豁命去了。
 
  李大爷祖上曾是地主,有六十亩地,十几条小船,后来破落了,到他这儿,成了孤儿,要过饭,也在村里各家蹭饭。农忙时,各家排着队叫他去干活。十四岁时,村里人说:队伍上有饭吃,当兵去吧。他参军了,去朝鲜打仗,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虽然炮火纷飞,他还是活到停战。
 
  他说,通知说是夜里十点停,一到十点,两边的炮声还真停了,真静呀,就是耳朵还轰隆隆响,不敢相信是真的。
 
  停战后,志愿军部队陆续回国,李大爷所在部队并没走,又在朝鲜驻守五年,他说,毛主席给我们派了三件大事:一件是盖房子修路、一件是开垦农田、还有一件是修水库。
 
  据解放军总后勤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入朝参战各种部队二百四十万,东北支前民工六十万,抗美援朝共计投入约三百万人。
 
  1953年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后,约有四十四万志愿军,仍然驻扎在只有中国福建省大小的朝鲜国土上,帮助朝鲜重建家园。当时的口号是:拿出建设祖国首都北京的劲头建设朝鲜、多流一把汗,多留一份友谊。
 
  停战后,苏联也派少量军队进驻朝鲜,李大爷所在部队驻地附近,也驻扎着苏联军队和朝鲜人民军。李大爷说,当地老百姓,借个东西,或是家里有什么活儿,想找人帮忙什么的,都愿意来中国军营,不去找苏联军队,甚至不找他们自己的人民军。
 
  李大爷所在部队1958年撤回国,为了不扰民,是夜里走的,营房打扫干净,打好背包,没有送行的人群,骡马随行。
 
  回国的火车,一直不停的开,也不知是去哪儿,就说是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呢,一直拉到唐山,休整俩月,这才知道,部队编为铁道兵,支援湘黔,修铁路。
 
  在大山里修了好几年铁路,山民们都喊他们老铁。他说:修铁路也跟打仗似的,也炮声隆隆的,崩出的石子儿,也跟枪子儿似的,有一次,嗖,飞过来一个石片,他旁边一个山西籍的战友,正端着碗吃面条呢,啪嚓,饭碗和脑袋都掉地上了,滚到他跟前,他也正捧着碗吃呢。
 
  后来,他又出国了,是去非洲,还是修铁路。又有不少人死于疟疾、沼气、爆破塌方、洪水、毒蛇猛兽等等。他说:"有一次,早上一睁眼,帐篷里一个排的战士光荣了,都是大小伙子哟,哎……"他叹一口气,一手捂脸,一手摇摆着说:"不说了不说了。"
 
  在非洲修了三年铁路,他命大,又活着回国了,铁道兵缩编改制,他所在部队,集体转业到北京的工厂,他没文化没技术,干的活儿都是最累最脏的。
 
  不管怎么说,他还算是幸运的,吃了那么多年苦,终于能活着,没大病大伤,分在北京当工人,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要知道,像他这样的当兵的,还有很多是各自回老家种地去了。
 
  说李大爷后来的经历,就不得不提到我爸。真不是我表白我爸,他对李大爷真的是一直特好,我是如实记录。我小时候,一直感动于我爸对他的体贴、保护和帮助,也正如此,我才对后来,他对李大爷的一件事儿,特失望,特遗憾。
 
  我爸,江西理工大学(以前叫江西冶金学院)毕业后,又分回北京,在工厂当技术员,和李大爷一个车间。
 
  李大爷,干活不惜力,还老挨欺负,我爸觉得,这位大哥,挺老实挺可怜,看不过去时,就替他说话,知道了他的身世和经历,对他更好了,总护着他。
 
  我爸虽然不是领导,但那年代,普遍文化水平低,技术员是知识分子,在车间里挺受尊敬。余秋雨不是说过么,越是没文化的人越敬畏知识文化,因而也就尊敬有知识文化的人。再加上我爸人也挺好,说话挺管用。
 
  有一天下午,一帮人坐在树荫里,扇着扇子,喝茶,歇着,支使着李大爷在烈日下搬管子,那么多钢管,就让他一人搬,那是分给他们班组一起干的活,有人冲他喊:搬这边的。还有人喊:去搬那边的。他就是沉着脸低头干活,抓起肩膀上的手巾抹抹汗,不吭声儿。
 
  我爸正好路过,一看,这不是欺负人嘛,太不像话了,就冲他们喊:你们都去干活!我爸一说,那些人赶紧起来干活去了。
 
  那年头,工人长一级工资是六块钱,名额很少,给谁长,领导定。那时生活水平低,一听说长级,眼睛都瞪圆了,长一级工资,意味着,能比别人每月多拿六块钱,六块钱能买不少东西,带鱼三毛八一斤,面粉一毛九分八一斤,每个月多六块,不仅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主要是面子上也比没长的高人一头。
 
  每次长级,都有人不服,找领导说道说道,凭什么给谁谁谁长没给我长,凭什么?有又哭又闹的、有同事之间翻脸的、还有上吊未遂的,听说,还有去积水潭跳护城河的,说是看见巡逻的过来了,才跳的,马上就给捞起来了。
 
  和李大爷一起来的那拨人,都给长过级,都比李大爷工资高,李大爷老实巴交,不会找领导诉苦表白,干吃亏,一次没给长过。
 
  后来我爸,由技术员升为工程师,还当了车间主任,一上任,一来了长级指标,马上给李大爷,连长两级工资,让他追上一起来的那拨人了。
 
  给一个人连长两级,以前没有过,下班之前,名单贴出来,晚上,听见我爸跟我妈说:给老李连长两级,是我定的,明天要是有人不服,来找、来闹,来一个,骂一个,没他们这么欺负人的,我就给他连着长了,怎么着吧,来吧,我正愁没处骂呢。
 
  给李大爷长级,没一个人来咬,李大爷平时的表现,其实大家心里有数,摸摸良心,咬谁也没脸咬他。有人说,欺负傻子是造孽。其实,李大爷不是傻子,他就是脑子慢,不油儿,又特别老实忠厚。
 
  我爸调过好几个工作,调哪儿都带上李大爷,就为不让人欺负他,他在哪儿都老实巴交,干活不惜力。
 
  那年头,总的来说,还算公平,不太论背景关系什么的,像我爸这样的,有文化、有技术、年轻、肯干、群众基础也好,受到重用是很正常的,我爸经常在单位忙到八九点,那时候北京没现在这么亮,九十点钟就跟现在半夜似的。天漆黑,才听见他自行车响,回来的声音。那时没加班费一说,也没人想这些。
 
  有一次,中秋节,我在小朋友家玩儿,人家要吃饭了,我就回来了。邻居家灯火通明,我从窗户看见,桌上还摆着月饼,屋里的人都乐着说什么呢,挺热闹挺温暖的,我家黑灯瞎火,冷锅冷灶,我妈单位也忙,不是加班,就是政治学习。
 
  有一年,工厂电子化大改造,成立了一支几百人的电子工程队,我爸是总工程师兼负责人,李大爷听说我爸要调走了,晚上来我家吃饭,饭桌上,他光抽烟喝酒,叹气跺脚,说不出个什么。
 
  我爸明白,他是怕我爸调走了,他再受欺负,又不知道怎么说。

  我爸说:你放心吧,我到了那儿,安顿好了,就把你调去。
 
  他就是低头听着,一句话没说,大眼泪一滴一滴掉地上了。
 
  李大爷走后,我收拾桌子扫地,发现眼泪还在地上,还没干呢。
 
  我说:爸,爸,你看,这是李大爷的眼泪,还在这儿呢。
 
  我爸笑了一下,说:你连这个都注意到了。
 
  我爸无论是被调到别的厂,还是被调到部里,都带着他,有一阵儿,我爸去党校进修几个月,还托一位同事关照一下李大爷,说不用专门给他什么特殊,别让他受欺负就行。后来,我爸被调到工业大学任职,他把李大爷调去烧锅炉。他们俩,在那儿先后干到退休。
 
  二
 
  李大爷年轻时,不好找媳妇,都嫌他傻。
 
  后来,他回老家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还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拖拉机手,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挺优秀的。
 
  我对她的名字印象很深,叫孔淑珍,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女主角就叫孔淑珍,有的台词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明天也和你一起去建设共产主义、买豆腐花了买肉的钱……
 
  李大爷的媳妇,倭瓜脸,小眼睛,脖子也短,她和李大爷看上去,不像差那么多岁。
 
  她说话有条有理,不紧不慢,当外人面,从不抱怨,不管状况多困难多惨,就是抿着嘴,微笑着,不说什么,下巴抬着点儿、挺有骨气,挺有主意的样子。
 
  其实没人的时候,她净呲儿李大爷,嫌他笨嫌他傻嫌他没文化,还老哭,听说她后来眼睛失明,是哭的,要不是李大爷,是北京户口,是个工人,她是不会看上他的,那时候,没公务员一说,普通人当个国营大厂子的工人,就算不错了。
 
  改革开放后才有了个体户,一开始,基本上就是个贬义词,就是捯腾东西、练摊儿的,让人翻白眼儿,不像现在叫老板,甭管阔不阔,反正管着人呢自己说了算。那时候教育孩子的爱说: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你当个体户去呀!后来有的个体户发了财,成了万元户,又羡慕起来了,一说谁是万元户,眼睛都亮了。
 
  李大爷什么都听媳妇的,自己一点儿主意没有,老乐呵呵的,他媳妇,张嘴闭嘴傻子傻子的叫他。
 
  李大爷没文化没技术,厂里不重视他,一直没给他家属办户口,没户口,就不能分房,就没粮票没副食本,粮票副食本都得凭户口本发放,每人都有定量,光有钱,没本儿,人家也不卖给你,说是好东西都给了叫天涯若比邻和同志加兄弟的俩白眼儿狼了,能不凭本儿嘛。后来他们都跳槽了,用着咱时甜言蜜语,用不着时就暗中使绊儿。
 
  所以,孩子都仨了,李大爷还是跟光棍儿时一样,住厂里宿舍,她带着孩子,在老家务农。
 
  我小时候,是物资紧缺的后期,记得,东单菜市场的墙上写着毛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那时候小,觉得国家很重视我们的生活,没觉着物资紧缺的痛苦,老师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悲惨极了,我们都盼着解放军叔叔赶紧解救台湾受难的小朋友,也过上和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
 
  多年后,有一次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台湾嘉宾孟广美说,她小时候,老师经常说: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天天吃香蕉皮,我们早晚要光复大陆。
 
  看来,两岸老师的说法是一个路数呀。
 
  那会儿,除了厨师和肉联厂的,谁家也不可能老有肉吃,炒菜就买几毛钱肉,买一块钱的,那得是来客人,平时,甭想。那年头售货员也挺吃香的,能多买点儿麻酱什么的,还能买内部处理商品。
 
  小时候,看电影《鸡毛信》,海娃病了,八路军叔叔,拿着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两个牛肉罐头去看海娃,我对这个镜头印象很深,给我馋的,那时候,我只吃过水果罐头,没吃过肉罐头,真想尝尝。
 
  上小学时,我被选入北京市少年宫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并入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有一次五一节,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记得,还有歌唱家李光羲,唱的是当时最火最流行的《祝酒歌》。那天,说是最高的中央首长也来看演出,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腿、一个义利面包、一瓶北冰洋。时隔这么多年,奇怪不奇怪,我只对那个鸡腿印象深刻,特好吃,在当时,这就算是最高档、最好吃的"盒饭"了,平时演出只发过包子馒头和咸鸭蛋。至于那天来的是哪位最高首长,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邓小平,都记不清了,一边豪迈的唱着: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啰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一边想着鸡腿的香味儿,要是能天天吃上就好了。
 
  我们这个合唱团,出过一些名人,蔡明、鞠萍、蔡国庆等等,他们比我们大,我们进团时,他们已经退了,多年后,在电视上看见蔡国庆说起小时候合唱团演出的事儿,也说到鸡腿,太亲切了,和我的记忆完全一样。他说小时候,有的重要演出会发鸡腿,他弟弟听了就很羡慕,也想吃,后来,有一次演出,又发鸡腿了,他就没舍得吃,带回家给弟弟吃。可见鸡腿虽然现在很平常,在当时还是很稀罕、很少吃的。那时候,绝对没想到,有一天,生活会变成,鸡腿算什么呀,想吃就有,无所谓。
 
 后来,李大爷的媳妇,眼睛看不清了,眯缝着眼,只看得见光和人影,腿也得了挺严重的关节炎,半瘫在床上,能让女儿搀着,下地慢慢挪着上厕所,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大夏天都得穿棉裤,捂着被子。
 
  李大爷来我家,叫我爸给他念媳妇的来信,商量怎么办,再叫我爸给写回信。
 
  他和家里的通信,都是我爸给写,来信也都是我爸给念。
 
  每次写回信的时候,他坐在我爸对面,半天憋出一句话,我爸头也不抬,不停的写,他和他家里的情况,我爸都太了解,他不说,我爸也知道写什么,他说到的、没说到的,我爸觉得该写的,就都给写上。
 
  有时候,他没想起来给家里写信,就是来我家,想找我爸说说话,我爸觉得,他有日子没给家里去信了,该写封信问问了,就一边听他聊着,时不时抬头嗯一声,一边给他家里写了一信封,信封地址也写好,放在旁边,等他快走时,我爸说,给家里去封信吧,然后打开给他念一遍:淑珍……
 
  念完了,叠起来,装进信封,递给他,他就伸手接过来,说声哦,塞兜里,走了,连谢谢都不说,我们习惯了,一点儿不怨他,他就这样。
 
  我爸帮他借了一间小房子,他把媳妇和仨孩子,接到北京,一家人挤着住,老大在附近小学一年级借读。
 
  这样过了几年,后来那间房,墙裂个大长缝,单位不让住人了,说有危险,要拆,叫李大爷搬走。
 
  中南海西边儿,有个灵境胡同,我爷爷奶奶家住那儿,那时候,这条街还没拆了盖楼,都是平房,街坊邻居们都挺熟,这条胡同因为跟中南海很近,就隔一条小街,还听见有人开玩笑说:跟党中央是邻居。过路的街坊们给逗的直乐。
 
  爷爷奶奶的院儿里,有我家两间房,我挺小的时候,我爸单位分房,我们就搬走了,那两间房一直空着。
 
  李大爷媳妇叫他去问我爸,能不能把那两间房借给他们住。我爸晚上跟我妈商量,我妈说:他一家子就他一人有户口,单位就永远不可能给分房,这要是让他们住进去,住到哪年算个头儿?这房子就等于给他们了,一开这个口,以后再想让他们走可就难了,还是别让住了,就说亲戚要来了。
 
  我爸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没吭声儿。后来,他还真回绝李大爷了。
 
  真没想到,太让我意外了,都听傻了,我爸一直那么无私的帮李大爷,怎么这回又不帮了?
 
  李大爷住的房子快塌了,他媳妇瘫在床上还瞎了,他家从来都是,过了春节,就舍不得烧媒取暖,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房檐上还有冰溜子呢,就把火撤了,冬储大白菜从来都是买最次的,才两分钱一斤,我们两家那么熟,关系那么好,我家的房子空着都不让他们住,这说得过去吗?说得出口吗?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李大爷住,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爸妈这么做不对,太不近人情,虽然是父母所为,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这件事儿,我妈是主谋,但我主要是怨我爸,因为,我爸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李大爷又是他多年的同事和好友,所以,他不应该听我妈的,应该自己做主。当时我还很小,虽然有这种想法,但不是那么肯定,更谈不到劝我爸那样做不好。
 
  爷爷奶奶的院儿里,也有我叔一间房,他单位分房后就搬走了,那间房也空着。
 
  以前,我们住爷爷奶奶家时,李大爷去找我爸,也净见到我叔,也挺熟,我叔、我姑都帮着我爸给李大爷凑粮票。李大爷的媳妇,又让李大爷去问我叔,能不能让他们住。
 
  我叔一点儿没犹豫,当时就说:住吧。
 
  我叔晚上回家,跟我婶儿一说,我婶儿说:大哥就没让住,咱们再不让住,他李大爷家可怎么办呀,住就住吧。
 
  瞧我爸妈这事儿做的。
 
  三

 
  爷爷奶奶的院子里,有三棵石榴树,一棵核桃树,一棵香椿树,是爷爷奶奶年轻时,刚置办下这个院子,一起栽的。
 
  按说,独门独院挺好,可就是,那年头,胡同里的平房很少有独立卫生间,得去街上的公厕,不方便。
 
  过去就连宫里也没厕所,《清实录》里说,太监用木桶伺候着,里面铺上檀香灰,完了事儿,送到净房。
 
  不过,据一个出了宫的老太监回忆,皇上的木桶里铺着的,是烧焦了的大红枣,冒着枣香,但他不是专业抬屎的。
 
  太监和宫女有公用木桶,净房专门有一帮人负责清理木桶,叫净军。现在养心殿旁边那个卫生间,是故宫游览区唯一的厕所,是为了游客后修的。一直到这几年厕所革命,增加到十四个。欧洲也好不到哪儿去,四百多年前,法国的贵族们还在卢浮宫的角落里大小便呢,1606年,明万历年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下令禁止在卢浮宫的角落里大小便。
 
  以前,北京的胡同里,很多院子都有厕所,是旱厕,不能冲水,先进的法子是,旁边放一袋白石灰,用完了,撒一铲子盖上,除味,防虫,也有用炉灰的,隔几天,淘粪工就上门来给清走。后来,八十年代初,五讲四美的时候,政府把所有院子里的厕所都给清除了,让都去街上的公厕。
 
  我爸、我叔、我姑都是单位一分房,又有卫生间,就先后搬走了。后来爷爷去世了,他们都说要接奶奶去住,奶奶不愿意离开老地方,再说也舍不下院子里的树,就自己过。
 
  想不到,大作家沈从文这样的人,也得去胡同里的公厕,他晚年住在东堂子胡同,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在这里住了27年,和我家住的赵堂子胡同挨着。
 
  那时候,胡同里的公厕就是一遛大茅坑,都不能冲水,苍蝇乱飞,所以那年头苍蝇拍都卖得特火,小点儿的厕所是一遛,七八个坑,大的是两排,都没隔板没门,上厕所肩并肩、面对面,沈从文家挨公厕太近,上厕所到是方便,但是,热天气味很难闻,尤其赶上每星期淘茅房的时候,别提了,他管自己家叫"二茅轩",那种臭,无孔不入,拿毯子把挨厕所那边的窗户封上,也阻挡不住。那部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这里,闻着臭味写的。和他同时期的作家郭沫若,可是住什刹海的王府,七千平方米的深宅大院,里面花木扶疏,副国级待遇。
 
  写到这儿,联想到,我结婚以后,住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有一阵儿,民大校园里,一到节假日或周末,总有书市,我常去逛,有一次,在一个书摊上,看见一摞蓝色布面精装的《郭沫若文集》,随手翻了一下,摊主以为我想买呢,赶紧过来了,说这是出版社让他当废纸拉走一车,抵一些费用,五十你拿走吧,我腾腾地儿。我合上书走了,也没打算买,就别逗人家了,他又上赶着说:四十……我心想,白给也不要,一点儿兴趣没有,瞧人家沈从文,鲁迅,书都再版多少回了,就他还骂鲁迅呢。
 
  现在雾霾算什么呀,以前,胡同里,淘茅房的时候,翻了天的臭气,都能把人熏背过气去。那个粪车,还漏汤,滴滴答答,走一路臭一路,过路的人都捂着鼻子紧跑,淘粪工真不容易,要不怎么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跟时传祥握手呢。
 
  你说受不了,可人英国人受得了,小时候,老看见俩英国老头儿,住在胡同里挨臭公厕特近的一间小房子,也就五六平方米。后来才知道,那个胖老头儿,是胡同里一个五十多岁阿姨的公公,瘦老头儿是她丈夫,那个小屋,是阿姨给他俩租的,他们在英国住海边豪宅,阿姨的父母都八十多了,需要照顾,她就经常回国,那俩英国老头儿在北京住上瘾了,乐此不彼。当然待一个月就得回去,因为豪宅里养了五条大狗也离不开,就这样隔一个多月就来一次。我从胡同里走,路过臭厕所都得跑过去,人家根本不在乎,闷热的夏天,还坐在胡同里和街坊们聊天。
 
  说起茅坑,想起一个恐怖极了的画面,有一次,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采访志愿军战俘,一个在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叫冉宏图,回忆在韩国巨济岛战俘营里,战俘整战俘,一些被策反的政工干部,策反战俘比台湾特务更卖力,因为只有裹挟更多的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不愿意去台湾的战俘、昔日自己的战友下毒手,镜头里,他用手比划着说:‘’茅坑口子就这么宽,刚好可以解手,下面都是封死的,天一黑,就把你的嘴巴一捂,就把你往茅坑里塞,一个茅坑里塞六七个人,茅房就跟这间屋子这么大,你知道里面埋多少人,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也忒阴损了。
 
  还有更损的,李国文的书里说,北魏的谋臣崔浩,长得英俊,出了名的爱打扮爱干净,后来得罪了高层,被抓起来,把他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南城,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
 
  在茅坑里是什么感受,北京七零后作家丁天在书里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去胡同的厕所,清洁工刚往地上泼了水,他蹲在坑上,一使劲儿,俩脚往外打滑,身子朝后一仰,栽下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挠哧出来,后来他妈给他洗了一星期,还觉着有臭味。有人问他,在茅坑里是什么感受?他说,就是觉得背下软软乎乎的,里面黑乎乎的。小朋友们一看见他,全都捏着鼻子跑开,不跟他玩儿了,弄得他挺自卑的。后来,邻居一位当过中学校长、很有文化的爷爷告诉他,姜子牙也掉茅坑里过,他才恢复自信了。他长大后,旅游时,一走到"一线天"那种地方,抬头往上一望,就想起小时候掉茅坑里的事儿。
 
  1997年开始,北京市政终于和公厕较上劲了,大兴土木,修化粪池、排污管,都改成能冲水的瓷坑,安上隔板,贴上瓷砖,改名叫卫生间,每年改造一千个,共改造一万多个。2005年,为迎接奥运会,又升级改造三千多个,配俩保洁员,二十四小时清洁,有的还安上小机器,吹出的风都是香的。
 
  四 
 
  李大爷的仨孩子,老大是儿子,叫小新,老二老三是女儿,姐姐叫小静,妹妹叫小红。
 
  一家人搬来后,李大爷抢着扫院子,抢着浇树,有时,还举着大皮管子往树上喷水。在院儿里,只要一看见奶奶搬什么费劲的东西,就马上跑过去说,大妈,我来吧。李大爷的媳妇,眼睛看不见,腿走不了,只能整天坐在床上,靠着被窝垛,拿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匣子。她怕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每天晚上,小红写完作业,她就让小红去奶奶屋,陪奶奶玩儿半小时扑克牌。有时他家人也过来看会儿电视,小静和小红每次上街,都会问奶奶,要不要带东西回来。
 
  有一次,去奶奶家,一进院儿,看见小静正在水管子洗一大盆衣服,她的小身子和大盆形成反差,像动画片里的人物,俩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盆里是李大爷的工作服,劳动布的,有点儿像现在的牛仔面料,泡了水,死沉死沉,都拎不起来。
 
  李大爷的媳妇,有一次跟我奶奶说起小静,都掉泪了,说小静那么小,就一大盆一大盆的洗衣服,比锅台高不了多少就做饭。
 
  小静还会剁馅、和面,都准备好了,端到床上,她擀皮,妈妈摸索着包饺子。
 
  李大爷的儿子,小新,长得像妈妈,脖子短、大脸庞、小眼睛,一开口说话,像爸爸,吭吭哧哧、颠三倒四。星期日不爱在家待着,总出去逛,有时也去书店翻书,还买回过一本《茶花女》,这是他家唯一的藏书。
 
  看了世界名著,他也想效仿一下,来趟旅行什么的。要知道,那年头,很多人还没完全解决温饱,旅游可是一个非常陌生、高雅、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词汇,但是家境这样儿,也就去趟白洋淀老家。
 
  走之前小新来我家借书,说要带在旅途中和姥姥家看,还说要多带点儿,要在那儿待一暑假。我也傻,赶紧把珍藏着的《当代》《收获》什么的,凡是我认为有特好的作品的杂志挑出来,捆了一大摞,借给他了,还嘱咐他先看哪个,后看哪个,可别弄脏了。他拎着书走了以后,我就开始莫名其妙觉着不对劲儿,开始担心,好像是家底儿让人卷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去奶奶家,听说他已经回来了,就赶紧去西屋找他要书。没想到,他不回答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躲躲闪闪,好像没想到我还来找他要书。可是,明明说的是借呀。我追着他问:书呢?他东张西望,哼哼哈哈地说:书?没,没了呀。我着急地问:没了?不可能,搁哪儿了?他笑眯眯,漫不经心地说:火车上吧,没都拿,有的在姥姥家,谁拿走了,可能吧。
 
  我都傻了,他那么轻松地回答我,我气得愣在那儿,看着他那个样儿,不知说什么,含着眼泪,愤然走了。我的脑子都蒙了,那些我视如珍宝的张贤亮、王度庐、张洁等等,就这么离开我了。
 
  过了几天,他拿着自己唯一那本《茶花女》来我家,主动要借给我看看,还略带点骄傲的说:"我这是世界名著。"好像要表示歉意,还有点儿一本顶我十本的意思。
 
  这本《茶花女》,我看了,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许是翻译的问题,也许是我水平低,反正,虽说是世界名著,但也没怎么打动我,远不如张贤亮带给我的震撼,就好比,会喝白酒的,喝了五十多度的,再喝三十多度的,感觉不够劲儿。张贤亮等作家,能把我震晕了,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作品没有走到世界文坛,也就没有可能成为世界名著。之前,我也看过世界名著,也有打动我的,但也真有让我觉得很一般的。反之,我在《译林》和《苏联文学》两本杂志上,看过很多没名儿,但非常打动我的外国作品,有些内容,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
 
  那年头,没那么多汽车,街上跑的净是自行车。那时候的孩子没现在金贵,父母也不是玻璃心,全都放养,活着就行。学生骑车上下学是一种普遍现象,几乎一人一辆,颇为壮观,每个学校都有一大溜自行车棚,上课后,成片的自行车一辆挤靠一辆,都没地儿下脚,想不出是怎么取车回家的。
 
  小新也想像同学一样骑车上下学,跟家里磨了半年,他爸终于给他买了一辆,永久牌的,一百多块,那时候飞鸽、永久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什么的。
 
  北京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丢过自行车就不是北京人"。那辆永久,才俩星期就丢了。
 
  小新和同学去看电影,他怕自己的车太新、太惹眼被偷,没敢放电影院门口,特地把车骑到对面居民楼,扛到二层,在楼梯拐弯儿的地方靠墙放好,等看完电影去取,就剩下被撬了的钢圈锁扔在地上。小新回家就扑倒在妈妈脚边嚎啕大哭,妈妈平时就是瘫坐在床上的。
 
  那会儿虽然丢车是常事儿,但也还是挺心疼的,何况他丢那辆又是新的。
 
  他妈听明白了,低头沉默了会儿,然后叹口气,说:丢就丢了吧。
 
  我很好奇,就问她,您怎么不说他呀?她说:他都哭成这样了,我还说他什么呀。
 
  就冲这一点,我也挺敬佩她的,别看她文化水平不高,又没工作,但她挺有教养的。同样的事儿,肯定很多家长都会急了,甚至打骂孩子也不新鲜。
 
  隔壁院子,有一个张奶奶,宅门里出来的,她爷爷是清朝的高干,相当于现在的部长什么的,她儿子叫开国,跟新中国同一年诞生,文革时串联去,在湖南,从火车的脚蹬板上出溜下来,脑袋磕铁轨上摔死了,活了十八岁。女儿尿毒症,老得做透析,后来没钱做,又疼得厉害,三十九岁上吊了。后来老伴儿也去世了,她孤身一人,每天下午睡完午觉,就过来找我奶奶喝茶,吃饽饽,满族人管吃点心叫吃饽饽。有一次,从她跟前过,听见她正说什么"就红卫兵发热症那会儿,整天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上在哪儿呢?不早给拉下马了吗?把皇上推倒那会儿,也没把人家抄了,把人拉到街上斗人家,让人家丢人现眼。"
 
  时间长了,张奶奶和李大爷一家也挺熟,李大爷的媳妇眼睛看不见,家里该做的针线活一点儿做不了,张奶奶净给帮着做,还净给搭东西做。
 
  有一天,张奶奶在街里滑一跟头,缓半天才起来,被人搀家去了。李大爷的媳妇一听说张奶奶摔着了,就急着要下地去看张奶奶(她的腿,要是一边被人架着,一边扶着墙,特别慢的挪,还是能走一点的)。知道张奶奶爱吃聚庆斋的点心,她叫孩子赶紧去买二斤。小静买点心回来,小红从屋里跑出来,我正在奶奶家写作业,一抬头,从窗户看见,俩人在院子里的圆桌上,居然把要送人的点心包给解开了,一人捏出一块,小静把点心咬嘴上,腾出俩手,把点心重新捆上,小红一手捏着点心,一手接着渣儿,先慢慢咬一层皮,再一口一口铲里头的馅,最后再把手心里的碎渣扣嘴里,她俩吃完了,把点心拿进屋,过了会儿,一边一个架着她妈,捧着点心包,挪着去张奶奶家了。可是那个点心包,皱巴巴,一看就是拆开过的,一看就不是售货员捆的。
 
  小时候,我特爱看售货员捆点心,那会儿买什么都排大队,所以售货员都练出了绝活,十指翻飞,嗖嗖地飞速捆商品,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简直像弹钢琴一样。那时候没塑料袋,就是买两瓶酒,也是用绳子捆,都能挂车把上。
 
  售货员先是把点心分成两摞或四摞,放在一张黄色的大草纸上,翻来转去,包好,扽平整,再盖一张小红纸,头也不抬,胳膊往上空一伸,薅下一根纸绳。那时候商店里,都在柜台上方吊着一大团纸绳,那种纸绳又结实又透气,古色古香,用多长就拽多长,嗖嗖把点心转圈五花大绑,打个结,留个提手,让你怎么提搂都不会散。最精彩的是,那个纸绳,一般人怎么揪都揪不断,要用剪子才行,可售货员就那么拽着纸绳绕两下,手指头顺势一挣,啪一下就折了。打包完成,把点心提起来,手指轻轻一拨,点心包在空中三百六十度转圈,展示技艺和结实程度,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也就二十多秒吧。
 
  那时候老师让我们背成语,每次站在柜台前,看售货员捆点心,除了为点心的香味冒口水,我脑子里还冒成语:运筹帷幄、胸有成竹、手到擒来,庖丁解牛。
 
  五  
 
  李大爷家属的户口一直没办下来。李大爷终究不算是人才,他干的工作,单位随便找个人都能替,不符合给家属迁户口的条件规定。
 
  我爸虽然一直是李大爷的领导,但毕竟不是管户口的,户口的事儿太难了,光靠我爸往上报、往上找、给有关部门写材料反应,说李大爷当过兵打过仗,还出国援建,是对国家有功的人,生活如何如何困难什么的,这种正常渠道的努力,办不下来。人家说这样的情况多了,比他惨的有的是,解决得过来嘛,几句话就给打发了。
 
  也有不太符合政策的家属办下户口的,得是那种特有能力、特活泛、挺神通广大的,说白了就是得有关系,有关系,哪怕条件差点儿,也比条件好点儿的能办成。
 
  单位里有一个外号叫万金油的,不但给媳妇办下户口,他姐姐姐夫一家子,之前一天没在北京工作,他愣给办北京来了,北京市人事局,给他们连户口带工作一块儿解决,他们既没大学文凭,也没什么专长技术,就是普通人,跟人才不沾边儿,都安排在大机关工作,还都是那种挺有油水儿的岗位。
 
  我爸没这方面的能力,李大爷更别提了。没辙,只能干看着。
 
  北京户口越来越难办,没户口,就不能在北京上中专或技校,只能继续借读高中,可是李大爷家的孩子功课不太好,估么考不上大学,上了高中也是白搭。李大爷的媳妇决定,一家人搬回老家,让孩子上技校,学个技术,将来也好谋生。
 
  回老家之前,小静和小红,整天出门,把天坛、颐和园等等没去过的景点儿都去了一趟,说以后再也不来北京了,她俩还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每人买了两身衣服。
 
  李大爷把媳妇孩子送回老家,他还和光棍儿时一样,住单位集体宿舍,一直到退休,也回老家了。
 
  他回老家那天,来我家吃了顿饭,我爸叫单位派了个面包车,把他送回白洋淀。他的行李特少,一个铺盖卷儿,一个不大的提包。
 
  1998年,北京有新政策,夫妻投靠可以落户口,但是,有很多细则都得符合才能办。李大爷没文凭和职称,应该是属于结婚满十年,年龄满四十五周岁,配偶行动不能自理这类,规定:被投靠人本人或直系亲属在京有合法固定住房。
 
  这个合法固定住房是指:自己的产权房,或单位分配由个人租住的公房。而李大爷的单位规定:如果只自己有北京户口,家属没北京户口,而且是没文化和技能的后勤工人编制,不在分房之列。李大爷在北京既没合法固定住房,也没直系亲属,所以,即便当年李大爷家没回老家,在北京等到这个政策,也不符合条件。
 
  六
 
  后来才知道,其实,李大爷还有一个哥哥,从小就失散了,没一点儿音讯,那么多年,不知是死是活,兵荒马乱的年代,死了也不新鲜。
 
  李大爷一家,搬回老家后,居然收到一封从台湾来的信,没想到,他哥还活着,在台湾,是个国民党老兵。
 
  说是当年和几个孩子一起流浪的时候,被国民党部队收留,让他们背子弹箱,管饭,后来战事吃紧,给他们每人一杆长枪,三发子弹,他成了国民党一个小兵。抗战胜利后,跟着部队撤退转进,之后去了台湾。
 
  1986年,台湾新兴了一股政治势力,叫民进党。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模仿民进党群众上街游行,抗议示威,并得到民进党的指导,采取媒体喊话、议会陈情等等,拉开了老兵返乡运动,给当局造成压力,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暴。1987年10月,蒋经国在病榻上签署允许荣民弟兄回大陆探亲令,结束了两岸近四十年不相往来的历史。
 
  李大爷他哥的来信,给李大爷一家带来希望,都盼着他早点儿回来,要是能给解决点儿困难就好了。那种指望,很像是初中时学过的莫泊桑那篇《我的叔叔于勒》。
 
  那阵子,改革开放没多久,很多方面还不如台湾。一说是台湾来的,很多人就以为是有钱人。改革开放之前,都害怕有海外关系,那叫里通外国,后来有些年,是巴不得有海外关系。
 
  他哥就是一个普通退伍老兵,在台湾一直干苦力工作,修路、盖房等等,一直没结婚,靠退休金生活。
 
  他回来探亲的时候,给了李大爷一千块钱,算是给弟弟一家表达点儿意思,不像有的从台湾回来的老板,那么有钱那么慷慨。
 
  李大爷一家,放弃北京,搬回老家,就是为了让孩子考中专或技校,学个谋生技能,但小新还是没考上,在家闲待了一阵儿,后来,家里送他去一个地儿学修摩托车,学费一千元,挺远的,还要花钱住宿,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昂的学费,尤其他家又那么困难,为儿子的生计,只能豁出去了。学了一年,没学会,又回来了,白瞎了一千块钱,他居然还轻轻松松的说主要是为了体验游学才去的。我爸听说了以后,给气的,说:他就不可怜可怜他父母。
 
  后来他就在家闲待着,吃他爸的退休金。
 
  小静初中毕业后,没上学,在家干家务,十九岁就定亲了,嫁给一个卡车司机。
 
  大四那年寒假,我去看过他,她已生了仨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地上站着俩,都拖着大鼻涕。
 
  李大爷家,只有小女儿小红考上了当地的技校。
 
  几年后,李大爷来了趟北京,中午在我家吃饭,他还是乐呵呵的,掉了好几颗牙,说起老伴儿,总是瞎子瞎子的。他说儿子娶媳妇了,儿媳妇也没工作,和儿子一块儿吃他的退休金,俩人整天打游戏机。有一次,李大爷不在家,儿媳妇买了水果,直接端进自己屋,和儿子俩人关上门,生怕瞎子听见,连嘴都不敢吧唧,悄悄吃了。瞎子在外屋炕上坐着,听见了,心里不好受。
 
  后来,他又来电话,说家里安电话了,告诉我爸号码,还说,瞎子去世了,是脑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