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鱼之父的乡愁

 
　　一
 
　　何为乡愁？中外给出了数不清的答案。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中国的乡愁诗词浩如烟海，的确流露着东方人文哲学的思考，但更多的是散落在家书上的墨香，是笼在心间挥之不去的情愫。对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说，乡愁是乡关何处的追问，是站在高山望大陆，大陆不可见兮的国殇；对于台湾诗人余光中来说，乡愁是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出的四种意象：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央视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认为，乡愁是家乡的味道；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则作了颠覆性的诠释，认为乡愁就是不朽的生命危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续不息的一段基因，是一个人一个家或一个村庄的奋斗之路。

　　农历丙申年初，我采访被中国渔业界誉为“大黄鱼之父”的刘家富时，被他强烈的乡愁所感染。他的乡愁源自大黄鱼种群濒临灭绝的危机，源自1975年以来他为拯救大黄鱼资源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二
 
　　大黄鱼学名沼公鱼，民间称其为黄花鱼、黄瓜鱼。因其鱼体金黄，唇部桔红，在闽、粤、港、澳、台地区，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故又名“吉祥鱼”。自古以来，它一直是百姓的口福。这种家乡的味道走进过亿万民众的梦中，是老百姓的乡愁。

　　人们不曾想到，美好的乡愁也有被撕碎的一天，而且是出于自己的双手，这无疑是天大的灾难。

　　第一次灾难发生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时我国沿海盛行“敲罟渔法”，一度造成大黄鱼资源枯竭。后被国家强令禁止，使大黄鱼资源得以恢复。

　　第二次灾难发生于1973年。2000多对机帆船在探鱼器引导下实施大围网作业，这是空前绝后的歼灭战，捕获量高达二十五六万吨，是往年全国年平均产量的两倍多，舟山外越冬渔场的大黄鱼被一网打尽，长江口外的吕泗洋、岱衢洋、猫头洋等产卵场从此再也形不成渔汛。大黄鱼三大鱼种之一的岱衢族在中央渔场生存了亿万年，竟在短短数日之内惨遭灭顶之灾。

　　由于同样的原因，广东硇洲族鱼种也濒临灭绝。

　　第三次灾难发生于1980年。1979年之前，两岸关系紧张，没人敢于涉险到台湾当局管辖的东列岛、马祖岛、白犬岛渔场（统称为闽江口外越冬渔场）捕鱼。1973年，中央渔场、珠江口渔场的灾难发生时，闽江口外越冬渔场的大黄鱼得以幸免。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两岸同胞书》，两岸关系开始缓和，1979年冬至1980年春之间的渔汛期，大批大围网帆船涌入闽江口外越冬场，这次汛期捕获大黄鱼近6万吨，是福建全省往年平均年捕捞量的两倍。一捕就把大黄鱼中幸存的闽粤东族捕光了。至此，大黄鱼三大族群全军覆没。

　　位于宁德市蕉城区三都澳中的官井洋是我国唯一的内湾性大黄鱼产卵场。以往，每年5—6月的大潮汛期间，在闽江口外越冬的大黄鱼便进入官井洋产卵。“官井洋，半年粮”的繁华年年岁岁都洋溢在千万渔家的脸上。由于闽江口外越冬渔场的大黄鱼捕光了，到官井洋产卵的渔群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赶尽杀绝式的酷鱼滥捕，致使大黄鱼洄游官井洋的千年约定宣告终结，人们再也听不到官井洋的天籁之音——夏夜蛙鸣似的亲鱼叫声，再也听不到渔汛期的欢声笑语和靓男俊女对唱红莲歌时的和声，再也看不到成双成对的男女踩着山路匆匆赶往女家馈赠大黄鱼的民俗画卷。被誉为大黄鱼伊甸园的官井洋还是“天堂”吗？传承了1700多年 的大黄鱼文化还能延续吗？大黄鱼“族群”坠入地狱，没了生计的渔民又靠什么生活？这是以渔业为己任的刘家富最大的乡愁。
 
　　三
 
　　1940年，刘家富出生于连江县苔菉镇茭南村，这是200年前由“讨海”的长乐渔民聚集而成的一个渔村。刘家富家是全村最贫穷的渔民。他的家史就是一部贫病交加、灾难深重的血泪史。

　　少年时的苦难让刘家富刻骨铭心，他发誓要为改变渔家的贫困做点事情。1964年高考报志愿时，他报的全是水产专业。是年9月，他走进了上海水产学院，读5年制的渔业资源专业。“文革”期间，造反派认为渔业资源专业是从西方搬来的东西，纯属修正主义，必至砸烂而后快。“复课闹革命”时，刘家富班上32位同学，一部分改行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学医，另一部分到上海机械学院学工业制造，唯独刘家富留在了上海水产学院坚守资源专业，他不愿离开海洋与渔业，不愿改变自己考大学时的初衷。刘家富实属“一根筋”。但是，哪一位教授愿意把时光耗在只有一名学生的专业上。上不了课，刘家富就跟着东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船队出海实习。这期间，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实践证明，这次“有个性的坚守”铸就了他坚毅不拔的品格，这品格成了他为海洋渔业奋斗终身的力量源泉。

　　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刘家富下部队锻炼了整整一年。1971年8月被分配到连江县水产局下属的连江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具体工作是在生产指挥部和渔民技术员一起寻找最佳渔场渔情。他代表县政府参与指挥102对“机大围”（具有动力的大围船）转战于浙江舟山、洞头渔场，福建的三沙、筱埕、琯头、平潭渔场，一心想让渔民满载而归。

　　每当看到一网万担（500吨）的大丰收时，他和渔民一样开心。1973年，全国各地的渔船云集于中央渔场，可谓“万船竞发”。直到这时，主攻渔业资源专业的刘家富才醒悟到人与生物、人与海洋的关系已经严重失衡，由然生出“自作孽不可活”的负罪感。1975年，他萌生出拯救自我心灵、拯救大黄鱼种群的使命感。他希望利用官井洋内湾性大黄鱼产卵场的种源条件恢复大黄鱼资源。没想到官井洋也重蹈了中央渔场的覆辙，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紧迫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他于1981年12月调入管辖着官井洋渔场的宁德地区水产局，在其下属的水产技术推广站（简称推广站）负责鱼类增养殖工作。这为刘家富转入大黄鱼增养殖技术研究提供了条件。

　　1982年春节一过，刘家富就展开了大黄鱼人工繁殖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多次向省有关部门和领导建议立项开展大黄鱼人工繁殖试验。省有关部门一位处长对他说，人工繁育大黄鱼难度极大，全国很多专家都在做，没人做得出来。淡水人工繁育四大家鱼和海水人工繁育大黄鱼是天差地别的两码事，你们别异想天开啦！
 
　　四
 
　　1985年两会期间，福建省人大出台了“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条例”。拯救大黄鱼工作已经引起了省级部门的高度关注。刘家富抓住了这个极好的契机，再次向原省水产厅领导提出“开展人工繁殖大黄鱼试验”的建议。1985年5月，原省水产厅批准“大黄鱼人工育苗初试”，给了1万元试验经费。从1975年到此时，刘家富在拯救大黄鱼的梦境中已经蹉跎了十年，如今，终归迈出了第一步。他心里十分清楚，艰难竭蹶的万里长征就要成为他九死不悔的终生使命。

　　要实现大黄鱼人工繁殖，首先要构建起基础亲鱼（种鱼）群体。刘家富设计了至今仍具先进性的双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是五至六月大潮汛期间到官井洋产卵场采捕正在产卵的亲鱼进行人工授精，用获取的受精卵培育鱼苗，逐渐养大并培育成亲鱼。这条路线有三个技术难点。其一，由于资源的枯竭，野生大黄鱼1公斤卖到8000元人民币，平民的口福已经成为贵族的禁脔，百姓的礼物已经成为富豪的专属，可见野生大黄鱼的稀缺程度，成熟的亲鱼更难捕到。其二，“大黄鱼出水即死”这是渔家共识，此话虽有些夸张，但大黄鱼被捕捞后在盛有海水的给氧箱中存活时间极短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三，既使捕到大黄鱼亲鱼，若没赶上卵成熟期也是枉然。

　　刘家富解释道，大黄鱼雌鱼性线的发育程度分为6期，只有第五期是卵粒成熟期。刘家富说，要捕捞的就是第五期的雄鱼和雌鱼。这一时期的产卵受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早了挤不出来卵粒，就是勉强挤出也不会受精，晚了卵粒膜破了，崩解了。许多人在做大黄鱼人工授精的试验，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握住这极为宝贵的黄金两小时。

　　海域中的大黄鱼为什么只在每年五至六月份的大潮汛期间产卵？全中国港湾数不胜数，为什么官井洋成为全国唯一的内湾性大黄鱼产卵场？刘家富解释道，这除了温度、盐度、水深、水色、溶解氧、透明度等因素之外，最关键因素在于洋流的作用。因为大黄鱼产卵时需要洋流的刺激，潮流最大时也正是大黄鱼产卵高峰期。由于三都澳流域在五至六月份存在强大的劲流，官井洋又位于强大劲流的主港道上，叠加退潮的潮流流速，以及海底礁石阻挡引起的窄管效应，海底洋流流速可达每秒3米以上。因此，采捕大黄鱼亲鱼只能选在潮流最大的农历三至四月（阳历五至六月）的十五至十八，以及三十至初三这8天的下午2点至7点之间的5小时退潮期，只有此时才能捕到性腺发育第5期的雄鱼和雌鱼。但每条鱼的产卵期只有2个多小时。因此，当捕到雌性亲鱼时，必须马上挤卵、受精。

　　海上人工授精是千难万难的一步，但刘家富破解了所有难点，1985年5月，获得受精卵7400多粒。到了7月，课题组首次育出平均身长为2.19厘米的大黄鱼鱼苗7343尾。这批鱼苗被分别投放于霞浦围江对虾基地的水泥池、福鼎文渡对虾基地的土池，以及霞浦台江村目屿海域的网箱中进行养殖试验，其中网箱养殖效果最好。10月底验收时，幼鱼平均体重已达37克，成活率约50%。

　　1985年，时任《光明日报》福建记者站站长的白京兆写了一篇内参，阐述了大黄鱼海上采卵以及人工育苗初试成功的重大意义。国务院办公厅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农业部要重视这个消息。1986年初，原福建省科委和原国家农牧渔业部先后批准了“大黄鱼人工育苗量产及其增养殖技术研究”项目立项，福建省原水产厅一次性给了20万元项目经费。刘家富课题组利用这笔经费整修了位于霞浦溪南镇台江村临海处的实验场（原霞浦县水产局实验场），拉了电，买了仪器，新建了10多口育苗池。该基地坐落在三都湾内，离官井洋产卵场较近，海上采集的人工受精卵在5小时之内便可送达这些育苗池，大大提高了受精卵的孵化率。1986年，海上采集大黄鱼受精卵95.5万粒，孵化成活率高达80%。然而，令人沮丧的是1987年再也没有捕到野生大黄鱼亲鱼，海上人工授精的路戛然而止。

　　刘家富预见到了大黄鱼亲鱼海上人工授精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海上人工授精的同时，开展了野生大黄鱼保活与驯化试验，用两路线构建大黄鱼人工繁殖的基础亲鱼群体。刘家富从经验得知，性成熟的野生大黄鱼几乎是出水即死，然而半斤重的野生幼鱼的保活率在10%—20%之间，一二两重的幼鱼的保活率可达30%—40%。1985年5月，刘家富在渔民的帮助下，捕获了10多尾2—3两的大黄鱼幼鱼，通过保活措施，存活8尾。到1986年5月，这8尾幼鱼长到了七八两重，有2尾雌鱼重达一斤多。刘家富用药物对2尾雌鱼催产，卵产了，但无法受精，因为雌雄性成熟期不同步。但野生大黄鱼的保活试验取得成功。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来刘家富终于攻克了保活野生大黄鱼人工繁殖的核心技术，他从人工驯化的野生大黄鱼那里成功获取1万多粒的受精卵，最后育出100多尾鱼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一次质的变化，因为刘家富首创了人工培育亲鱼和人工催产的核心技术，实现了亲鱼从野生到驯化的跨越，采集受精卵从海上到室内的跨越，这为人工繁殖大黄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不同来源的大黄鱼亲批量成熟，人工催产和育苗工艺流程的完善，捕捞桡足类作为育苗优质饵料。1990年，刘家富课题组培育出104万尾鱼苗。批量育苗过百万，这标志着第一阶段研究课题的胜利结束。

　　五
 
　　1991年，大黄鱼人工繁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让刘家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阶段的路变得十分坎坷。

　　首先是科研方向的分歧。根据早期试验来看，大黄鱼总体生长缓慢，经济效益难以体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大黄鱼人工养殖没有前途，应把半斤重的鱼苗放归大海，走逐步恢复大黄鱼野生资源之路。刘家富力排众议，认为大黄鱼生长缓慢是可以攻克的技术问题，养殖大黄鱼必将成为渔业支柱产业。

　　1991年3月，刘家富以个人名义给省人大农经委等多个部门写了申请，请求支持人工养殖大黄鱼科研项目，并给予两个周期（4年）的研究经费50万元人民币。1991年两会期间，省人大温秀山、吕居永等几位老同志向省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建立闽东大黄鱼支柱产业的建议”议案。两会之后，原省科协和原省水产厅派出联合调查组深入宁德调查研究，调查组明确表示，赞同刘家富的意见，支持“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研发”项目立项。原省科委拨给项目经费30万元，原水产厅拨给20万元。

　　此时，刘家富遭遇了一系列的家庭不幸，最亲近的弟弟罹患癌症病逝，妻子住进精神病院，项目实施上又遇到了困难。原省科委给的30万元被留在宁德地区科委自行立项研究。原省水产厅给的20万元，其中10万元给了另一单位，只有10万元留给刘家富主持的项目。

　　刘家富生性倔犟，他说砸锅卖铁也要搞大黄鱼人工养殖研究。他招了6位工人作帮手，加上购冰箱、仪器，买饵料、做渔排、下网箱等；这抠那抠还是花去36万元人民币，欠下宁德地区水产局26万元的债务。

　　刘家富的科研一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危机，他把女儿寄养在朋友家里，张三家几个月，李四家几个月，他和工人们住在鱼排上，没日没夜地辛劳，却碰得头破血流，他有点懵。但他不后悔不退缩，他想科研攻关和部队攻城拔寨一个道理，打仗是要死人的，要干成拯救大黄鱼这样的大事业哪有不苦其心志的道理。他坚信天无绝人之路。
1991年年底，国家科委和中国农行联合下达了“星火计划贴息贷款”的文件，给予宁德水产技术推广站40万元的网箱养鱼贷款指数。但要求注册经济实体之后才能拿到这笔贷款。因此，1992年成立了“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试验场”（简称试验场），公司性质，集体所有，自负盈亏。刘家富是站长，就兼了试验场的场长、法人代表。后来拿到了宁德农行30万元的贷款，第一件事就是还债，还了26万元，只剩下4万元支撑。

　　要建科研基地，又要搞人工育苗，区区4万元钱，已不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此时，三都澳镇鱼潭村的渔民们站了出来，他们理解刘家富的苦心，自愿与刘家富合作育苗。村里在临海的柴楼岗租了一亩多地，挖了四口长3米，宽2米，深1.5米的育苗池，夯了一遍又一遍，为的就是节约水泥。四口育苗池只配两包水泥，水池四壁和池底只抹了1厘米厚的水泥浆。蓄水池利用山间10多平方米的一处凹穴，毛竹做山间泉水的引水管，砍来松木做木塞阀门，用水缸做受精卵孵化缸。刘家富花2000元人民币买了一条30多米长的旧渔船作为管理房，下雨会漏，就用塑料布盖上，平时全场10多人挤住在船上，农业部来人也在船上接待。

　　苦心人，天不负。刘家富头年（1992年）成功孵化、养殖8万尾大黄鱼幼鱼，1993年8月，幼鱼已有4两重了。但老天爷还要考验刘家富的耐心和毅力，一场台风把网箱打破了，1994年又一场台风把鱼排打烂了，把住人的破船打沉了，养在海里的成果全部丢失。最困难时，买不起青菜猪肉，整天吃黄豆骨头汤。当时，从蕉城区的象溪来柴楼岗，雇船一次要花20元，大家舍不得花钱，每次就翻山越岭走上2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1995年秋季，大黄鱼人工批量育苗和人工规模养殖均获成功。50多万尾鱼苗，每尾售价从1.2元到1.7元，台湾客商和周边渔民竞相购买，短短几天就有60多万元的进账。“山穷水尽疑无处，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刘家富这三年艰苦历程的写照。

　　1995年，是收获之年，刘家富攻克了大黄鱼多季人工育苗和规模开发桡足类作为苗种饵料的技术；解决了养殖大黄鱼生长速度慢的难题；完善了网箱和池塘养殖工艺，并指导养殖户试养大黄鱼喜获丰收，试验场也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不仅为大黄鱼产业化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坚定了业界拯救大黄鱼的信心。刘家富课题组通过双向选择招聘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自筹资金盖起了宿舍楼、办公楼、试验培训楼，建起了实验室。把试验场建成了具有种苗繁育、网箱养殖、水质监测、鱼病防治、技术培训、信息服务等功能齐全的大黄鱼养殖产业化试验、示范基地。基地一年育苗上千万尾。为大黄鱼养殖热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六
 
　　刘家富拯救大黄鱼的初衷是为了恢复中国特有的大黄鱼资源，为了保住千千万万渔家的饭碗，为了推进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化发展。因此，刘家富长期坚持技术与科普推广，先后培育科技示范户1466户，辐射带动27860户。

　　三都黄湾养殖户张明清是刘家富的第一个科技示范户。1993—1994年，张明清在七亩大的池塘里投放鱼种2万多尾，1994—1995年收获1斤左右的大黄鱼约1万多斤，每斤卖80元，张明清一步奔了小康。漳湾鳌江林曲俤、三都斗姥陈言灶两个网箱养殖户是刘家富第二、第三个科技示范户。1994年上半年，他们各投放大黄鱼鱼苗1万尾，1995—1996年，每户每年均收入30多万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渔民参加刘家富举办的培训班热情似火。1996年在三都澳兴起人工养殖大黄鱼的热潮，到1999年，1万多渔民从事人工养殖大黄鱼事业，海上的渔排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海上浮城。2000年形成产业化，直接从事大黄鱼养殖的渔民达到3万多人，间接从业者（如饵料加工、运输、浮球制作、鱼网鱼具生产等）30多万人（其中蕉城区从业者10万多人）。到2015年时，宁德市大黄鱼养殖产量达10.364万吨，加工销售产值上100亿元。大黄鱼养殖成了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吃水不忘掘井人。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刘家富，业界没有忘记刘家富。从1997年至2013年，刘家富获得市级荣誉奖6项，省级荣誉奖6项，部级荣誉奖6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6项。 2009年，省科技厅推荐刘家富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党和国家对于刘家富科技贡献、科学水平的充分肯定。2015年，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能人》一书，刘家富和其他50人共同荣登“中国农村能人”光荣榜。书中写刘家富那篇通讯的标题是《大黄鱼之父》。三都澳的渔民都尊称他大黄鱼之父，专家和有关领导也这样称呼他。刘家富认为，这是对他最高的奖赏。如今，刘家富人已退休，但他仍然奋战在科研一线，每天还在为官井洋渔场的恢复，为大黄鱼文化基因的传承呕心沥血。
 
　　作者简介： 
　　王晓岳，从军27年。军事学院天文大地专业毕业后，在青藏高原爬冰卧雪8年，从事野外测绘工作。调兰州军区后，先后在国防大学、南京政治学院进修，继而任军区领导理论教员，后又随调福州军区工作。转业后，先后在省经贸委和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处长、半月刊杂志社社长、编审。中国作协会员，在省内外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并有《八闽任扶摇》、《历史在这里走过》等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