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二弟

    
一
 
我有个二弟，这是确信无疑的。不能确定的是，二弟现在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二弟留给我最清晰的印象，是他那张婴儿的面孔。脸蛋白白嫩嫩，额头布满胎毛，眼珠子又黑又大，几乎装满眼眶。我从小就认为二弟是长这个模样的。后来当我看到别人家的婴儿也是长这个样儿时，我总会说，这娃长得太像我二弟了。再后来我渐渐长大，才意识到婴儿其实都长这样子。我为此很失望，也恨自己没记住二弟后来的长相。
记住他这张白嫩的婴儿脸，是在小时候一个天气温暖、阳光明媚的秋日里，我抱着他坐在大门口的涝坝边上的时候。记忆中身边是打谷场，堆有沉甸甸黄澄澄的谷穗，涝坝里装着很满的雨水，涝坝边上有棵绿茵茵的杏树。我属龙，六四年农历十一月生，二弟属鸡，当时大约是四十天的婴儿。这么推算，那时候应该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的年龄大约是四岁九个月。我曾经读过一位《易经》专家的文章，说人只能记住五岁后的事情，能记住五岁之前事情的都是天生才俊，这位易学家失算了。
不足五岁的我，抱着刚出满月不久的二弟，在我的故乡陇东地区，这叫做虱子抱卵蛋，有些勉强和硬撑着的意思。那时候，二弟之上已经有了我和大妹大弟，母亲刚出月子，拖着一堆连爬带滚的儿女，没法参加生产队劳动，就待家里侍弄半亩自留地里的庄稼，我的虱子抱卵蛋，能腾出她的一双手来。模糊的记忆里，我怀中的二弟，多是闭着眼睛睡觉，如果睁开眼睛哭闹或拉屎尿的时候，母亲才会走过来伸手揽走他。那年的秋末雨水很少，阳光灿烂，天气温暖如春。
一天午后，天空有大雁南飞。我又一次蹲坐在涝坝边上的杏树下，怀里抱着二弟乘荫凉。那天父亲似乎也在家，隐隐约约记得他和母亲的身影在谷场上晃动。二弟在我怀里突然不安分了，咧着嘴巴哭叫，一只小手冲涝坝里摇晃。我可能以为是二弟想要涝坝里水面上跳动的一只水蚂蚱，就要给他去抓。手刚一松，二弟就从我的怀里滑落出去，滚进了涝坝里。记忆中残存的是以下这样几个碎片，父亲的两条长腿飞似地从我的眼前晃过，一只大手像抓一只落水的鸡似地，从涝坝里把二弟提了出来，之后我的屁股上就感受到了重重的巴掌，我的哭声就淹没了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听着我家又哭又喊的，不远处的山坡上给生产队收割粮食的几个女人，都很惊恐地跑了过来。其中一个抱着我的二弟说：“这娃左眼下有个滴泪痣的，男左女右，命不太好啊，怪不得这么小就遭这么大的祸。”我母亲听了立刻就又哭泣起来。还是我二伯母会说话，她斜倚在我家门框上，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说：“滴泪痣只要不往大哩长就没事儿。这娃大难过去了，必有后福的。”我母亲就不哭了。究竟会有啥后福，我也想不出来。
不久二弟就被陌生人抱走了。
当时天气似乎很冷，我穿着单薄的衣衫，身子在明媚的阳光里不停地哆嗦。二弟好像还不能走路，算起来这应该是他溺水涝坝后翻过年的初春。
我家在陇东山区一个山湾里的，周边就二三户人家十来口人，日子过得缺吃少穿，狗都难得有叫声，平日里总是静悄悄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好多的人，其中有的戴着口罩，有的把口罩塞进衣领里，外面露个白细绳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干部和工人家的人。家里吃了长面，菜盘里有粉条和肉，二弟的黑顶子地主帽被换成了虎头帽，衣服上也有老虎的斑纹，屁股上还有根长长的老虎尾巴，似乎二弟被这些人给弄成了只小老虎。一群人出门时好像还放了一串子鞭炮，震得沟里的崖娃娃（回音）叫唤了好长的时间。二弟被一个戴白帽子的女人抱在怀里，脸还是那张婴儿脸，笑呵呵地吃着手指头。人群走下我家门前的山坡时，送行的就剩我和父亲两人了。母亲站在门前涝坝边上，抱住杏树哇哇大哭。我意识到母亲舍不得二弟，就抓住抱我二弟的那个女人的手不放，父亲不知为何，也扯住我的另一只手不放。我开始哭闹着说我不让二弟走，父亲就把他的铁钳子一样的手指猛地一捏，我的抓着白帽子女人的那只手就松开了。
之后听大人们说，二弟给到了北面镇原县姓李的人家了。
 
二
 
接下来好几年的日子里，我时常听到父母嘴里念叨说：“把碎娃给到了一个工人家。”他们说的碎娃就是我的二弟。“碎”在我们陇东方言里是小的意思，碎娃意思就是最小的娃娃，是对刚生下来的婴儿的爱称，也是还没确定正式的乳名前普遍采用的临时称呼。二弟在父母没来得及起好乳名时给了人家，碎娃这个称呼，就成了我们一家人心里他的正式名字了。说起把二弟给了一户工人家，母亲总是眼泪汪汪的。父亲却有些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自豪。父亲的自豪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工人能挣工资，自己的一个儿子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二是工人是公家的人，从此以后在公家的人家里有了自己人，就跟朝廷里有人差不了多少。
有一年过年，我们家里突然来了个不认识的亲戚，工人打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父亲说是碎娃他爸。这对于我们山沟里这样一户穷人家来说，无疑是贵客临门。父母激动得一遍遍地让我们喊“表父”，我们也没白叫，都拿到了几粒糖果和花生。这位表父是下午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来的，听他说是翻山越岭没少受累。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离开了我家。期间聊天我们才知道，他叫李为学，在青海西宁市当建筑工人，也是过年才能回到镇原县李家庄的家里，和老婆娃娃团聚十来天。至于二弟碎娃的近况，他拿了一张黑白照片给我们看，上面是一个骑在木马背上的小娃娃，脸蛋又白又胖，看着跟棉花团子似的。母亲端详完照片，偷偷地给父亲说：“那颗痣没有往大哩长。”听这位表父说，自从二弟进了他家门，牛奶和饭里边的肉臊子就没断过，白面馍馍放开吃，他老婆不下地劳动挣工分，专带碎娃的，家里养了只奶羊供二弟奶水。听得我们把口水都快咽满了肚子。他带来了一帆布提包油饼，估计有十多个，是准备给我父亲三兄弟家的礼物。按我们陇东乡下规矩，客人走时才能打开包放下礼物，这把我们兄妹几个给馋坏了，都有意无意地往那个帆布包跟前遛达，没少让父亲警告和吓唬。我大弟胆子大，老想对那个包下手，被母亲单锁在一个窑洞里一夜，屎尿都没送出门来。表父离开的时候，是我推着自行车送他上的塬。分手时他伸手摸了我的头，往我衣兜里塞了两块水果糖。
他走后我家就热闹了。弟妹们都长大了些，能七嘴八舌和争争吵吵了。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二弟碎娃现在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用的什么，我们用尽了所有能够联想和想象到的，包括在生产队大场里看过的两场电影里面，国民党特务家里的生活画面。
“为什么不把我送人去？”
我们兄妹都争相问父母这个问题。   
母亲说:“人家没儿才抱养别人家的娃，哪能轮到你们？”
我的几个妹妹就不吭声了。
“为啥不把我给人？”我觉得好事情轮也得先轮到我的头上。
“我们赵家能把大儿子给人？”父亲说得理直气壮，意思我这个长子是将来要顶门立户的。
我虽说是有些遗憾，可听到这话也算是一种安慰。
“那总该轮到我吧？”大弟脑子发育得早，上嘴蜃上还掉着鼻涕，就已经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一个儿不算儿，两个儿才是儿。”父亲说得洋洋自得，意思是他有两个儿子在手上才是双保险。
这样我们兄妹们都泄气了，都学着大人们的口气，哀叹自己命不好，没有运气生在二弟那个位置上。
夜里，我时常能听到父母谈论二弟的彩礼钱的事情。大约是说，二弟碎娃给人时，李家给了八十多块钱的彩礼，脖子上还拴了块银元。钱由父亲掌管着，银元归了母亲。他们说这八十多元顶城里一个老工人两个月的工资，经常悄悄算计这钱怎么开支，有时候还为这事儿吵闹和哭泣。一次父亲执意要让母亲拿出那块银元卖了零用，母亲不肯，说那是她十月怀胎换来的，是她的个念想，为此俩人打了一场恶架，母亲的脸上开了口子流了不少血，头发被揪下来好几绺子。
 
三
 
最艰难的一九七四年来到了，那是我这辈子唯一饿过肚子的一段日子。年过后我家装粮食的木柜里就快见底了，二三月份只能吃糜糠，吃周总理指示从河南调运来的定量红薯片，吃得大弟尿不下，妹妹们走不动路。我吃红薯片还莫名地呕吐，能呕出肠子。这个时候，一家人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想法：去一下二弟家，看能不能带回来些油水。
母亲说，说好的十五岁前不能见面，不然娃就认了亲爹妈，现在去了烂面得怎么进人家门。父亲就骂母亲死脑筋，说去了不认咱娃这个儿子，就说是远亲上门不就行了，一家人命都保不住了，还顾啥脸面。这样就商量定由母亲去。家里硬撑着给母亲做了件新上衣，说千万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是日子过不下去才上的门。还打算带一筐苜蓿菜，去了就说知道你们日子好，送这个来为取肚子里油腻的。父亲还交待，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磨蹭到收上新麦了回来更好。回来时一定要带回几个油饼来，就说不是家里没有，而是你们手艺好，做得实在太香了，我们赵家几辈子人，闻都没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兄妹们听着这事儿了，都要争着跟母亲去，最后父亲决定我和最小的妹妹跟着去，理由是小妹还在吃奶离不开母亲，我人大些有力气，可帮提一篮子苜蓿，回来时可以背油饼和其它的好东西，还能帮母亲在路上打狼打狗。我当时就高兴了，偷偷地拿出自己心爱的红缨枪练刺杀，准备带在路上当武器。红缨枪是在学校里当红小兵演习抓特务用的，由一根木棍雕刻成，枪头刷着银粉，脖子上绑着一绺染成了红色的麻线。我练习时用力过大，一使劲儿枪头戳在土墙上折断了，气得我不吃不喝只是哭泣。父亲看我可怜，就从生产队里弄来了一个木把铁尖的真梭标让我扛在了肩上。怕弟妹们闹着要跟去，我们天没亮就偷偷地出门了。路上没遇着狼狗当道，倒是提一筐苜蓿菜累得我头晕眼花。午后翻过一道深沟时，我实在累，就坐在地上不动了。母亲吓唬说有狼，我说我不怕，我有梭标。母亲抱着小妹先走了刚一会儿，一群老鹰突然飞过来在天空盘旋，这把我吓得当场就夹不住尿了。我听村里人说过，老鹰盘旋的地方，都会有死了的小娃娃被野狗从土里刨出来。我赶紧站起来提着苜蓿扛着梭标追赶母亲。我还向空中张牙舞爪了几下，让鹰们知道我是活着的。天黑时分，我们到了二弟家。
去后最先见到的是二弟的养母，那个以前戴着白帽子来我家抱走二弟的女人。她认出我母亲后，脸一下子由白变红。伸手接住我手上的苜蓿菜筐子，没提进屋里，而是直接搁到了大门旁边栓着的一只奶羊跟前。我吓得没敢吭声，母亲嘴里唠叨说那筐苜蓿有多好，二弟的养母没说话，伸手指了下奶羊身后长得黑油油的一大片苜蓿，母亲就再不吭声了。二弟已经是一个满院子活蹦乱跳的小男孩了，穿得衣帽整齐的，不像我那么大时还光着屁股。脸蛋还是白得面团似的，眼珠子也黑，就是面相变了，我母亲悄悄给我说，他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脖子上挂着银项圈和银锁，名字也由碎娃改成了拴存，大约寄托着他父母的宠爱和不舍。母亲看见后没敢去抱二弟，老远瞅着说：“这娃长得俊，一看就像李家的人。”这是出门时父亲再三叮嘱的一句话，他们家人听了显得很高兴。他的那个叫李为学的养父不在家，有个姐姐名字叫红香，印象中背个书包上初中，比我高出一个头，从来不跟我们说话。家里是新窑新房，洗脸的脸盆搁在一个铁架子上，擦脸的毛巾雪白，不像我们兄妹围着一个瓦罐洗半罐子黑水，抢着拿我母亲的头巾擦脸。刚去我就惹了祸，我误用了红香姐姐的毛巾，她放学回家发现后又哭又闹。第二天我没再错用她的毛巾，她回来后也死活说我用过了，整得她母亲连着给她换了三条新的。母亲也惹了麻烦，她趁给三妹喂奶的机会，哄着给二弟喂了一口奶，还借机细看了一下他左眼下的那颗痣，兴奋地给我说痣没往大哩长，可吃奶的事情让二弟的养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亲娘的奶能接上血脉的，二弟的养母当场就暴跳如雷，我母亲哭着求饶，差点儿下了跪，她的怒气都消不下去，我觉得第二天肯定就让我们滚蛋了。第二天却没见动静，二弟养母的脸上也没了怒气，还变得笑嘻嘻的。原来是二弟看到我擦屁股用土坷垃，夜里在被窝里能闻到屎臭味儿，闹着不和我在一个炕上睡觉。这让他养母觉得自家的条件很优越，足以吸引住儿子，一口奶并没影响到她们母子的亲情。我母亲知道了却很生气，背过人了叹着气给我说：“天生就是人家的儿们，一口奶哪能认回来。”
我想不出什么招数能吸引二弟亲近我。听他养母嘴里唠叨说，家里男人长年不在，尽受人欺负，就悄悄问二弟，村里有没有娃娃欺负过他。二弟说他去生产队里的麦场，路过几家门口，老有娃娃朝他扔土块，有些还追着他屁股后面扔，追来大门口往院里扔，还有人家的狗也扯着绳索冲他汪汪。一听这话我就不由得愤怒起来，提起我的木把铁尖的梭标，拉着弟弟就往门外走。十岁的我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虽说身子瘦如麻杆，破裤子短得裤口都快遮不住了膝盖，可走在幼小的二弟前边，还是雄纠纠气昂昂的。我拉着二弟经过那几个门口，娃娃们老远就跑进门里，藏在了门扇后面。胆大些的伸出半颗脑袋，傻傻地瞅着我们。狗们都夹起了尾巴，大气都没敢出一声。二弟自始至终都抱着我一条胳膊，显得又紧张又兴奋。回来后就悄悄递水果糖给我吃，夜里还拉我跟他一起睡觉。
一天我提着梭标，带二弟去看生产队里打井，路上突然发现路边草丛里有一支圆珠笔。天哪！那个时候，对于我这样一个爱学习的山里穷娃子而言，这无疑是天降宝贝。我没有任何思考，冲过去拾起来就揣进了衣兜里。走了几步，觉得危险，后面有人追来问怎么办，于是很聪明地弯下腰，把圆珠笔塞在了右脚的鞋帮里边。因为兴奋，我忘了瞅二弟的表情。走了没有几步，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问见他圆珠笔没，我说没有见。那人不信，说他在这地方蹲着系过鞋带，我红着脸还是说没见。这时候我二弟出声了，圆乎乎的小手指头往我右脚一指，说：“在鞋里头塞着。”那人一把推倒我，从鞋里找出了那支圆珠笔，用我的鞋冲我屁股打了十多鞋底子，然后扬长而去。
我偷圆珠笔的消息在他们村里传开了，我们再没法待下去了。回家时带没带油饼我也已经忘记，印象中我们回来后的好长时间里，家里再没人提起过二弟。
 
四 
 
我的故乡草峰塬上，在七九年底完成了土地联产承包，农民的日子开始好转，都能吃饱肚子了。这时候家里又开始有意无意地提起二弟。话题主要是，现在土地包到了自家，二弟的养母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享清福了，种起地来肯定很狼狈。农民也能进城搞建筑盖高楼了，二弟他爹李为学那样的建筑工人，其实也没啥了不起。我则不停地给父亲提建议，家里盖新房时，一定要盖成砖的，要弄得比二弟家的土坯房子更阔气。其实这时候只是多收了点粮食，也就刚能糊口，人们就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为了营务好分到手的几十亩田地，三个妹妹都辍学回了家。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城里的中学，可没钱买被褥，母亲无奈舍出了她私藏的，二弟离家时挂在脖子里的那块银元。我拿着去卖给了公社的一个什么部门，而不是银行。银元上的老头儿，肥头大耳，一脸的伪善。收银元的干部用两根手指捏着银元，放在嘴边一遍遍地吹，吹得转起来后，伸到耳朵跟前听，听得觉得没问题了，就递给了我八元钱。
那年暑假期间，有一天刚吃完午饭，山后边相邻庄里的田婶来了我家。田婶的娘家在我二弟的村子上，她每次都能带来让我们盼望的消息。
“你们碎娃他爹死了。”田嫂说。
正在盛饭的母亲听清后，手上的一碗面条连碗落在了锅台上。田婶继续说，李家门口放着好多的大花圈，她老远就能看到，锁呐吹得呜呜咽咽的，她在她娘家的院里听得清清楚楚。听看热闹回来的娃娃说，是不知什么东西给砸死的，下葬时他女人哭得裤腰带都快从胯骨上滑下来了。
“弄不好你们的碎娃得送回来。”
田婶说完叹着气儿回了家。
那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几乎都一夜未合眼。因为都对挨饿心有余悸，两个还不懂人事的小妹，一听家里要增加一张吃饭的嘴，就都显出害怕乃至恐惧的神情，仿佛有饿狼很快会冲进家里来。夜里父母一直在说话，旁边窗台上的煤油灯火舌一吐一吐的。他们说，孤儿寡母的肯定过不下去，再嫁人肯定不缺儿子的，咱们的碎娃一定会送回来，没人养活别人家的种的。说刚分完承包地，回来就是个黑户，跟别人家比又得吃少分四五亩田地的亏。弟妹们都辍了学，二弟回来后怎么办呢？母亲叹息说：“享惯福了，细皮嫩肉的，回来了肯定受不了这份儿罪，还是去学堂里先躲几年吧。”父亲说：“把他想得美，在我跟前受了一茬老罪的都在地里抡锄头的。”母亲就不吭声了。其实这时候我的心里很紧张，我怕父亲说我的身材已经长得够高大，回来干农话正好，让二弟去学校再混几年。父亲没这么说，我的心里轻松了不少。再后来，我就听到父亲白天夜里常常叹息，为二弟回来后，家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而犯难。我们家七口人守着两孔窑洞，还是爷爷手上修的。屋里能值几个钱的家当，就是两个窑里靠墙放着的两条木柜，一长一短两件皮祆，再就是锅台上残缺不全的一些锅碗瓢盆，土炕上几床破烂不堪的被褥，蹲在院墙跟上的那几只东倒西歪的水桶粪筐和几条扁担。父亲经常说，我和大弟将来一人一个窑洞，一条木柜 ，一件皮袄，他自己有能力再挖两孔新窑洞和我母亲居住。至于娶媳妇的彩礼嘛，我父亲就更是胸有成竹。三个妹妹一定要嫁到地形平坦的塬上，彩礼自然要低点的。我们家在山里，娶媳妇彩礼肯定高，可不管它彩礼再怎么涨，嫁出三个总能娶回两个来的。二弟将要回来，一下子打乱了父亲的治家计划，他就变得垂头丧气起来，整天无名火发个不停。最小的两个妹妹不懂事，都觉得二弟要回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狗一汪汪，他们就争着往门外跑，没见门前的山坡上有人拖着小娃娃上来，就都显得很失望。有时候还会故意大喊着吓唬父母说已经到门口了，母亲常常惊慌失措。父亲则沉着冷静，说人刚死了，怎么也得过了三七（二十一天）才会把娃送回来。母亲说，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可能是有些舍不得，毕竟擦屎倒尿地喂了十年了。父亲驳斥他说，寡妇拖两张嘴嫁谁去，她亲生的那个闺女，人家养不养都难说，还能养别人家的闲种？
又过了两天，一家人正在院子里打碾谷穗。母亲忽然给父亲说：“这把儿子送回来，又要讨回那八十多元的彩礼钱怎办？”父亲听了当时就愣到了那里。我的心也开始突突乱跳，心想人家会不会讨要那块银元。母亲继续说，养了近十年，米面没少吃，还穿了好衣裳，活了人上人，不要抚养钱已经烧高香了，送来的彩礼哪能不要回去。说现在家里的日子好了些，多吃点菜蔬省几袋子粮食卖了，也差不多能还上那八十多元。一旁的父亲早已听得额头上的青筋暴起了。他扯着嗓子红着脸说：“给人当儿不要钱吗——  把他想的美的。”父亲连说了几遍，脸也变成了猪肝，还伸手抓起一把镢头执在手里，冲门口乱晃，意思是送二弟回来的人，谁胆敢讨要彩礼，他就会让他从这个门里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三七过了好几天了，没等到二弟碎娃被送回来，却等来了田婶。田婶进门就讨饶，说是她老眼昏花看错了，又听了娃娃们的胡说。不是我的二弟碎娃他养父李文学死了，是李文学的哥哥在公家煤矿上出事死了。又说前一阵子来了新政策，二弟一家母子三口全转了城市户口，都搬到西宁市住楼房当城里人去了。
“别说了——”父亲厉声喝斥她闭嘴。
田婶每次来，我家都会好吃好喝招呼款待她的，这次没理她。
 
五
 
八五年我二十一岁在部队提了干，这在我们家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这年七月回家探望父母，赶在了夏收时节，乡里学校放假，政府关门，到处都在心急火燎地割麦碾麦，村里显得人多又热闹。我们家已经从深山湾里搬迁到了平坦的塬上，一家人都住上了新窑洞新瓦房。一听我提成了军官，村里老老小小的，都跑到我家来看稀奇。他们抚摸我的军官服，试戴我的大盖帽，我也很自豪地给他们发着带回来的糖果香烟。记忆中那是我们家里最热闹最幸福的时候。
来的客人中有一个我的远房爷爷，我二弟送人家是他做的媒。他看到我有了出息，我们家的光景好了，就很有感慨，指着我父亲说：“你家的碎娃如果在的话，肯定也能当官儿，那可是个好苗子。”说得一屋子的人都愣了，都问我父亲是怎么一回事情。父亲低头沉默不语，母亲和我也都无言以对。客人走后，父亲悄悄问我：“你估计咱们送人的哪个碎娃现在弄啥事情？”我想了想，说：“不到十七岁吧，大概高中刚毕业，没考上大学的话，有可能接他爹的班当了工人。”问完话没过两天，村里就有传言，说我们家原来穷得很，把儿子都卖给了别人家，现在竟然也上了大学。我回去责备父亲不该乱说，他把眉头一皱，说：“肯定是八九不离十，你辍了学都能提干当军官，他家那么有钱怎么上不了大学？”父亲还鼓动大弟说:“你也是个初中毕业，抓紧弄个民办老师当当，以后找个机会转了正，把我们家的穷根拔完算了。”我母亲听不惯我父亲的那些大话，就给我说：“一家人就你在外边，你去找一下咱们的碎娃，看他到底在干啥，别再叫你爹到处胡诌了。”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此我提前离开家几天，计划从平凉返回张掖部队，经过兰州时转车先去西宁。路上思来想去，却顾虑重重，到兰州时竟没下车。我一个小排长，拿着可怜巴叽的一百来元工资，守在张掖这么个小县城里，住着集体宿舍，吃着大食堂，能跟人家西宁市里住楼房的省城人家比吗，去了肯定还是得看人家白眼。说不定二弟的确考上了大学，见了面也会小看我这个哥哥，还是过几年等自己进步了再去吧。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努力往兰州调动工作，努力在大城市找对象，终于在一九九0年调进了省城，过上了有妻有女有房有家的省城人家的幸福生活。这年的秋天，我穿着佩戴有少校军衔的军装，很自信地带着一家人去西宁市找寻二弟碎娃去。为了显得风光些，在市区特意租了一辆当时来说很上档次的桑塔娜轿车。我们按二弟的养父，那个我们叫表父的李为学，口头说给我们的单位“西宁市建筑公司”找寻，吃惊的是竟然找不到。一路问寻，得到的答复是:“西宁市有好几个建筑公司，你找哪个？”原来用这名字的有国营私营股份几个不同单位，最早国营的那一家早倒闭没了影儿，地盘都搞开发盖了高楼，老员工都做鸟兽散了。无奈返回，电告老家的大弟，让去镇原李家庄找寻线索。大弟去了，找寻回来一张二弟碎娃的五寸黑白全身照片，还有一条惊人的消息：二弟前些年已在西宁市溺水身亡。
这张黑白照片邮递到兰州我家时，我一个人关起卧室门，长时间地，细细地做了端祥，没有眼泪，只有叹息。二弟的五官和我的太像了，也是黑粗眉毛国字脸，眼神似乎也是冷中带些忧郁。我从他的眼中瞅出了一种无法抗拒的亲情，我觉得我与照片上的这个人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他就是我的二弟碎娃。与照片同时邮来的是大弟的一封信，大意是说二弟命不好，有安慰我的意思。夜里又细看照片，隐约能看出他左眼下的痣有些变大。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可又觉得他的死，与小时候从我的怀里落入涝坝中，存在某种神秘联系。之后好多个失眠的夜晚里，我都是在深深地自责自己。如果早几年去找寻二弟，一家人续上骨肉亲情，或许着能影响和改变他的生命归迹，逃脱噩运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为自己的自私和虚荣深深地忏悔。
 
六
 
2003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故乡探了一次亲。
回家后看到才六十岁的母亲，已经发如霜打，头脑开始变得迟钝，肢体动作也迟缓起来，我意识到她老了。一天她无意中给我讲了一件事情，说是有个小伙子很像以前给了人家的那个碎娃，这几年都从家门前经过，每次都进门歇脚，她都用好吃好喝招待。
“咱们的碎娃左眼下有颗痣的。”我轻声细语地说了这么一句，意在提醒母亲，二弟已经不在人世了，别胡思乱想。
“现在电视上天天广告激光取痣，他家那么有钱，还能留着那个没福气的东西？”
我听后吃了一惊，原来在母亲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认可二弟已经溺水死亡这个事实。可又不好跟她争辩，或者用道理说服她。我怕惹得她更加痛苦和伤感。
春节前夕，家里来电说父亲有病住院，我又一次急匆匆地回了一次老家。说来也巧，进家门正好遇上了母亲招呼那个像二弟的小伙子一家人吃喝。看着还真有些像，只是脸上多了些油滑之气。吃的是臊子面，汤里的辣子油厚得一口吹不透，一群人吃得过瘾，嘴里吸溜个不停。母亲侍候他们很专注，都没意识到我已进门好半天。我问这小伙子籍贯姓名，家住何处，他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骗傻老太太混白饭是不是——”
我肚子里一下子升腾起一股无名之火，拉起脸就喝斥说他开路滚蛋。他没辩解一句，就灰溜溜地带着老小出了门。立在锅台边上的母亲没吭声，发了半天的呆，眼框里滚出一串泪珠。我想安慰她，却不知从何开口。随后对我的长时间冷漠，无疑表明了她对我的冤恨和不满。看来这二弟的事情并没有因为“溺水”而尘埃落定，还得继续寻找下去，不然母亲这辈子是死不了这条心的。
 我转业后选择了自主择业，年年得去青海省军转办报到，去西宁找寻二弟的机遇有如天降神赐。翻过年后，就横下心来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次我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打算在西宁市里转悠它几个月，挨门数户地找，地毯式搜寻一遍也未偿不可。西宁地处高原，春天阴冷异常，又遇着了雨夹雪的天气。办完报到手续后第二天，一大早我撑着伞就出了门，眼前高楼林立的城市，在漫天的雨雪中变成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去了五个西宁市建筑公司，出入了好多家破平房和几十层高的拆迁安置大厦，走访了不少拆迁户住的出租房，见过许多镇原县的老职工，没得到李家庄老工人李为学，或青年工人李拴存，以及他家人的一星半点儿的消息。几天以后，我开始有些绝望，瞅着雨雪中穿城而过的湟水河发起了呆。西宁城里能让人溺水死亡的地方，大概只有这条河流了。我问路人：“以前有没有见过有个小伙子溺水？”他们多摇头说不知道，眼神中能看出怀疑我神经有些问题。在那些雨雪霏霏的日子里，我去了当地的殡仪馆，看了许多贴有年轻小伙子照片的骨灰盒，细细地找寻他们中谁的左眼框下长有黑痣。遗憾的是一无所获。每次回到旅馆时，都是顶一头雨雪。脸上的雨水泪水时常浸入嘴唇里，满口都是淡淡的苦涩。
后来遇上一位老太太，说她认识好些个镇原籍的工人家属，如果能提供姓名，可以帮着打问一下。我只记得二弟的养母戴个白帽子而已，于是打电话试着问看母亲能否记得。母亲知道我在西宁寻找她的碎娃，电话里就开始吟吟哭泣，说她从来就不知道二弟养母的名字。还说她前不久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看到一个五六岁的胖男孩儿在她的眼前跑，模样非常像六岁时的碎娃，脖子上戴着好看的项圈和一只银元。这胖男孩儿边跑边回头向她招手微笑，跑了一段路后，大声给她说：“妈，你们别找我了，我早已经托生到这家里了！”说完就跑进了旁边的一个大门。她走过去看，那门是大红色，上面有一大片钉头，伸出两只虎头，嘴里咬着个很大的铁环，门口还蹲着两只闪着金光的狮子。她没去敲那门，而是老远冲它抱拳做揖，嘴里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说完就笑呵呵地转身往回走了。后来梦就醒了。母亲说完后泣不成声，交待让我去找那个大红门和那个光屁股男孩儿，说是找到了她要亲自去西宁看他一次。
于是我见人就问：
 “西宁市里有大红门的人家吗？”
“门上要有铆钉门环。”
“门前要蹲有发光的石狮子。”
得到的回答都是：
“现在城里哪还有这样的大门。”
“走路都放不下脚，哪还能有地方蹲石狮子。”
“虎台一带可能有，都是新修的四合院，不是省级老干部，就是大老板。”
我于是急忙赶往虎台一带。转悠了近一天，的确找到了几户这样的大门，可没见门前蹲有石狮子，更没看到母亲梦中那样的光屁股小男孩儿出入。一次遇着天黑，老远看见一个门前有发光的金狮子，我的心就抑制不住在胸腔里颤抖。走近一看，狮子是用磷粉画在磁砖上的，贴在门口的墙脚处，夜里闪闪发光。我在那里呆立了很久。
后来我每年去西宁报到，都会不由自主地要去虎台一带转悠，这样至今已十年有余了。我曾经想告诉母亲，那只是个荒唐的梦而已，没必要当真，无奈我实在是开不了口。
唉—— 
看来在父母的有生之年，我寻找二弟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了。尽管我明白，那只是追逐一个梦想或幻觉而已。母亲是永远无法放弃她心中残存的那一丝希望的，尽管那希望早已经随西宁城里穿城而过的湟水，飘逝到了黄河，飘逝到了大海，飘逝到了天地的尽头。而我要寻找的是，那曾经沁入自己生命记忆中的岁月，那缥缈悠远的、我们兄弟共同的生命来路。
 
作者：无 为，本名：赵 亮，甘肃平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军队转业后定居广西北海。1993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百万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作品》《美文》《天津文学》《飞天》《广西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等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周家情事》，获冰心散文奖优秀作品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